礼乐文化的原创性最主要表现在教育和艺术两个方面。礼乐文化在教育实践中所体现出的这种原创性，因儒家的阐释、发挥而得到弘扬。儒学与礼乐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儒家的艺术思想正体现了礼乐文化的原创精神。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主要是围绕礼乐教化的历史经验而提出他的艺术见解和美育观点。礼与乐的各自性能、特点及其关系问题，则贯穿于先秦儒家艺术思想和美育思想之中，是儒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子、《易传》、《乐记》等围绕礼乐而发挥的思想，对艺术产生的根源、艺术创造的主客观条件、艺术的审美特征、艺术鉴赏的标准、艺术教育、审美教育以及艺术与社会政治、与个体人格道德修养的关系，都作了阐释和论述。虽然就某个人来说，对于上述诸问题或有所偏重，或有所不及，比如孔孟比较重视艺术和审美的社会功能、教育作用，而对艺术和审美的根源及其自身的规定性却很少论及或根本没有论述。但经过荀子、《易传》、《乐记》，这些问题都得到回答和阐述。这是历史时代要求和个人兴趣不同造成的。然而儒家作为一个学派，他们的艺术思想和美育思想是系统的，并形成了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基本特征，表现出儒家共同的艺术精神。

 

《易传》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前一句讲的是科学认识，后一句讲的是文化教育。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乃是文化教育最为重要的方式和形态。古代的礼与乐本来与原始宗教（巫术）密切相连，经过上古三代的发展，特别是经过西周时代的世俗化过程，礼乐逐渐脱离了宗教神秘主义而高扬一种人文精神。

 

儒家对礼乐的阐释，完全继承了这种人文精神。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信鬼，不言死，对于鬼神敬而远之，完全以一种现实的理智的态度看待社会人生。孔子虽信“天命”，但天命不是迷信鬼神，而是指人尚无法把握的客观规律。孔子所处时代，许多客观规律和自然现象以及人类的起源、人之生死等问题，都是当时人的认识所未达到的领域。至战国时代后期，荀子则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一方面说明儒家所说的天命主要是指自然规律，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历史发展，荀子对天命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孔子之后的儒家都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人文精神。从这种人文精神出发，儒家的治世方略、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幸福的谋求、理想的创构等，从不寄希望于宗教鬼神，而是坚信人类自己所创造的礼乐文化才是文明进步的根本途径。中国古代神话和宗教艺术不发达，与这种人文精神的深刻影响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我们的祖先早已认识到，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道德有理智，而道德、理智是文化教育的结果。人文教育是提高人性，提高社会文明的根本途径。《国语·楚语上》云：“教备而不从，非人也！”为什么？因为人的道德和理智都是从诗书礼乐教育中得到的，不接受教育就意味着不要道德不要理智不要伦理之情而只存本能欲望，这与动物还有什么区别呢！人而不人，哪来的社会文明进步！因此儒家都非常重视教育，孟子把教育看成超越功利之上的道德义务，是高尚而快乐的事业。他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

 

儒家认为，要发展人文教育，既要进行知识教育，又要进行道德教育，而知识教育、道德教育是离不开艺术教育的，也就是礼乐相济的教育。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尽心上》）荀子也说：“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荀子·乐论》）《乐记》云：“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理性教育只有和艺术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深入人心。儒家要求艺术要承担严肃的社会教育责任，承担“人文化成”的重大社会使命，因此供个体享乐的艺术，纯粹供娱乐的艺术都为儒家所反对所不齿。儒家非常强调艺术的文化意义。在儒家看来，人性以及人的一切后天的品质、行为，都是通过文化培养得来的，而艺术的欣赏、艺术的熏染，则是文化培养最普遍最易接受的一种形式，这正是儒家重视艺术教育、重视文化教养的原因所在。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