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仁”一直受到高度重视。相较而言，孔子的另一个重要观点“直”却鲜有关注，特别是针对西方、老子“以德报怨”之学说，孔子实则早有“以直报怨”的观点可做回应。何者更加高明？此问题值得思索和探究。

 

在人与人交往和发展中，总会因为人趋利避害的本心，抑或利益分配的不公等诸多原因，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作为人情感情绪之一的“怨”随之产生，并与委屈，仇恨一类情绪相伴。随意翻开卷帙浩繁的人类史——征战，屠杀，歧视，诈骗，报复……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问题似乎从来都层出不穷，擢发难数。面对这样客观存在的矛盾冲突和主观存在的不满情绪，《论语》中提到孔子所认为值得倡导的应对方式。这段记载如下：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第十四》）

 

有人说用恩德恩惠来回报仇怨怎么样，而孔子认为应该用直来回报仇怨，用恩德回报恩德。其实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也分别被不同的人接受，并且两者都基于一个“恕”的出发点。但是，在具体应对问题上，仍有着“度”的差别和区分。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相较而言更具有它特别的意义和作用，出于以下的思考：首先，在孔子思想里，“直”有着怎样的意涵，“直”和“德”的关系如何？其次，用“直”来作为区分对待“怨”与“德”的原因为何？最后，用“直”来区分，重视“直”的意义为何？

 

 

对于14.34章的解读，李泽厚认为：“这是重要的孔门思想，是儒学不同于那种‘报怨以德’（老子），‘舍身饲虎’（佛经），‘爱敌如友’，‘右脸被打，送上左脸’（《圣经》）等教义所在。也正是实用理性的充分表现。既不滥施感情，泛说博爱（这很难做到），也不否认人情，一切以利害为准则（如法家），而是理性渗入情感中，情感以理性为原则。在这里，儒家的社会性公德（正义公平）与宗教性私德（济世救人）又是合在一起的。”

 

可以看出，李泽厚是把从老子与孔子，或者说中国儒教和西方宗教作对比，看待“直”与“德”的区分。区分的变量要素之一，就是何者更是“融入了理性的情感”。显而易见，得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结论。再追根溯源，根据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的考证，最古老的天文仪器是一种构造简单的直杆——它立在地面，要求垂直中正。因此“直”很容易便和公正，中正联系起来，进而与“正”结合而成为一种品性，谓之“正直”。而再来看“德”。近代学者对殷代甲骨文以及西周初期金文的分析发现，“德”字是由“直”与“行”（或“行”的一半）构成。到了西周时期，“德”再添加了“心”符。所以“德”更倾向于感情博爱，因而把“以德报怨”与“滥施感情，泛说博爱”相联系。

 

而对于此问题，黄玉顺是从孔子观念的解读层面出发的。他认为如果根据孔子的观念层级来区分，“德”是道德礼法层级的事情，“怨”是生活情感层级的事情，两者不相对应。而“直”是出自于人本真的爱，才能和“怨”相对应，所以“应该‘以直报怨’、以情报情，亦即报之以本真的爱”

 

这两种出发点和区分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殊途同归的是：

 

第一，“以直报怨”中“直”出自于人的本心，出自于情感生活。正如钱穆概括“直”的意涵所提到的那样：“直者诚也。内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心有所好恶而如实以出之者也。”而“孔子所谓直者，谓其有真心真意，而不以欺诈邪曲待人也。”也正因此，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第二，正是由于“直”发乎本心的特点，而人之性相近，因此兼具推而广之，由己及他而至众的特点。亦如钱穆所言，“以直报怨者，其实则犹以仁道报怨也，以人与人相处之公道报怨也。”以直释仁，也是诸多学者的共识，不再赘言。

 

如若结合周遭现实问题——恐怖分子肆意猖獗的袭击活动，种种比天灾更可怕的惨绝人寰的人祸：仇恨，屠杀，战争，歧视……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敌对和问题，需要思考：普罗大众可以，或者说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应对？即便我们没有真正身陷强烈的纷争，也不妨自忖，面对激烈程度相对较低更切身的现实问题现实仇怨，抑或说如果我们真的不幸成为受害人或者弱势群体中的一员——犹太人的后裔，911恐怖袭击罹难者的家人，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惨案的目击者和幸存者等等。承载着这些历史的创伤和仇恨的人们，又该怎样应对，如何去“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