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回到“直”出自于真心真意，不自欺欺人的特点。正是如此，这种人皆有之的真心实意具有值得提倡的广泛性和合理性基础。相对的，“以德报怨”的价值判断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几乎所有的学者也都认为，它并没有也并不可能适用于普通意义上的人，至多是少数“圣人”可能履行的教义。且看几位学者对于“以德报怨”的认识：

 

在朱子看来，“或人之言，可谓厚矣。然以圣人之言观之，则见其出于有意之私。”

 

在康有为看来，“孔子之道不远人，因人情之至，顺人理之工，令人人可行而已……孔子非不能为高言也，藉有高深，亦不过一二人能行之，而非人能共行，亦必不能为大道，孔子即不言之矣。耶氏过仁，亦以德报怨，或以之尊之，然实不能行。”

 

而李泽厚本身也直言“滥施感情，泛说博爱”“这很难做到”。

 

至此“以德报怨”的合情普遍性很难成立。可是，即便退一步假设——人可以真的做到以德报怨，那接踵而至的问题就是——德与怨似乎将无从区分，因为如果“怨”和“德”都可以直接对应起来的话，我们将没有什么真正可以拿来和“德”对应了。倡德和尚德的意义与动力又何在呢？“德”的价值是否会随之异化，甚至消失呢？如果对于肆意妄为的恐怖组织恐怖报复所有人都“以德报怨”的话，那对于那些真正支持和救济我们的国际组织（国际救援组织，红十字会）和邦友救助，我们的回报是不是应该有所区分呢？如何区分呢？

 

孔子先问“何以报德”，问得相当之精妙，精妙之处就在于用逆向思考的方式启发学生，也便于我们更好地看到用“直”来区分“德”与“怨”的合情性和合理性。

 

要有所区分，并且以“直”作为区分的原因正在此。——德与怨不应该含混不清。而这样的区分，当然不能是偏激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式的。出自于本心中正，又无私偏的直，与怨对应起来最好。孔子重视“德”，也提倡“德治”。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重视，他更认为德的界定和对应要相对明晰，并赋予普遍意义。因为“德”和“直”都应该维护。对于值得维护的事物，是有必要和其它事物作出区分的。

 

 

孔子对于“仁”“德”的重视众所周知，俯拾即是。对于“直”似乎相对不足。正如钱穆所喟叹的那样，“孔子重‘仁’，人皆知之，顾其重‘直’，则知之者献矣！惟不直故终不仁……”

 

其实翻看《论语》，不乏孔子对直的论述和提倡，仅举几例：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第二》）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向也，吾见于夫子而问智，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阜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第十二》）

 

这两章都是言重视“直”的作用——可以自上而下地引导和纠正，“能使枉者直”，用一句俗语现象来左证，就是上梁若正下梁难歪。而这一个斧正作用，“以德报怨”似乎难以体现。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第十三》）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酰焉，乞诸其邻而与之。”（《公治长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