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章是孔子对于具体的人事判断，阐述“直”是出自于本心真诚，无私无偏，不刻意为之的特征。结合前两章可以看出，用“直”这种源自于本心，真诚而率性的认知态度，来直面问题与冲突，区分德怨，体现了李泽厚所谓的实用理性。

 

孔子亦重视“恕”。即便是“以直报怨”，也和“以德报怨”的这个基本出发点是一致的。所以明确的是，直可以与“公正”“公平”一类挂钩，只是确定态度和区分度，不包含行为上的方向性暗示。如果我们妄加揣测，借题发挥，用一个“直”来作为下一步行为报复的合理跳板，是有违本义的。

 

孔子对于他的时代问题从来都是有明确的好恶是非观，也不认同所谓的“人皆爱之”“人皆恶之”的人群。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认同与共鸣。朱子认为，“于其所怨者，爱憎取舍，一以至公而无私，所谓直也。于其所德者，则必以德报之，不可忘也。”他看重“德”与“德”相对应，用“不可相忘”来自勉，身体力行。而钱穆本人身处近现代社会，亦说：“人虽与我有私怨，我未尝以我之私怨而报之，直以人与人相处之公道处之而已。公道即直道也。若人有怨于我，而我故报之以德，是未免流于邪枉虚伪，于仁为远，故孔子不取。或曰：‘直道非一，视吾心何如耳。吾心有怨，报之，直也。苟能忘怨而不报，亦直也。惟含忍匿怨，虽终至不报，然其于世，必以浮道相与，一无所用其情者。亦何取哉？’”他眼里直道是关乎个人本心的，只是个人行为的参考前提而不是决策方向。钱穆的这一观点十分明确。对于社会层面的问题解释同样简明扼要，鞭辟入里。他说：“人类之生存于世，端赖其以直心直道相处。至于欺诈虚伪之风既盛，则其群必衰乱，必败亡；其得免焉者，幸也。罔即专务自欺以欺人者也，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

 

可以看到，“直”的确立，无论对于个人情感的去留，还是对于社会性问题的解决，抑恶扬善，抑或社会性公德的巩固都是有实质意义和作用的。

 

如用“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放诸解释文章第一部分尾部提到的问题，即当今社会中的冲突和纷争——无论是惊人的恐怖报复袭击还是恼人的人际纠纷积怨——都是意涵斐然。

 

正如简括前面探讨说明的，《论语》中的“直”既有出乎本心的合情性，又有推而广之的合理性；既有区分“德”与“怨”的理论作用，又有“矫枉”的实际效用；既可以指导个人情感，又可以维系社会性公德。可能我们人类的问题注定层出不穷，纷争不断，所以人类本身面对问题，选取的态度和姿态几乎可以决定问题的去留和生存的方向。我们可能难以找出很多矛盾的真正解决办法——如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宗教战争似乎难断是非，艾滋病毒的传播仍带来问题重重，科技带来福祉似乎也造成灾难等等。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先找到应对矛盾时候一个最基本的区分尺度——那就是，面对基本的恩德和仇恨，即便我们的应对行为可能受到诸多因素的牵扯而错综复杂，但是至少可以确立的是——我们首先可以，并且有必要进行一个应对态度上的区分。这就是《论语》中“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最为值得重视的意涵。

（责任编辑：大成至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