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财富?如何运用财富?我想中国古代儒家的财富观,也许对我们有所启示,可供我们参考。
一 财富是什么?
财富,古代儒家说成富,也称“利”。中国历代儒家论财富者甚多,还常有新见。我以为,富也将和爱情一样,是一切思想家不断探讨的永恒课题。
《论语·子路篇》载:“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孔子说卫国的公子荆善于管理家业。刚有一点财产,孔子就说:“差不多合格了。”稍微增加一些财富,孔子又说:“这就比较完备了。”当他富裕的时候,孔子就说:“这就很美好了。”这三个字:合、完、美。合是基本合格。完是比较完备。美是相当美好。财富越多,孔子的评价也越高。这说明孔子是支持富裕的,赞美富裕的。财富是美好的。这反映了孔子对财富的基本看法。儒家主张推己及人,自己喜欢富,也要让大家都富,让使人民也富起来。孔子有共同富裕的思想。于是,“恭喜发财”成为通行语,“招财进宝”,“升官发财”,“发财致富”,这些平民所企盼的,都离不开“财”字。
有些儒家认为好义与欲利是人生来就有的天性,也是必需的。如荀子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荀子·大略》)董仲舒也说:“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利是养身体所必需的,人需要利也是与生俱来的本性,是正当的。即使圣人也不能去掉民众的欲利之心。不过,圣人可以教育人民“欲利”不要超过“好义”。一旦超过,就可能破坏人际关系,引来很多麻烦,其结果可能丧失更多的利。为了社会和谐,也为了自己生活得更好,儒家主张要重义轻利。因此,董仲舒说:“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同上)义对于人来说,比财富更重要。财富有两面性,它首先是美好的。或者说它本身是美好的,另一面是被无知无德所歪曲了、所利用了。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没有特别高尚的品德,喜欢讲仁义,长期处于贫贱地位,也是不光彩的。
总之,儒家认为财富是好的,但要加以分析,一是如何挣来的,二是如何用的,取之以道,用之于义。
二 致富之路在何方?
财富是美好的,人可以追求财富吗?孔子认为“富贵在天”,富与贵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人无法强求的。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篇》)如果能够求到富贵,那么,孔子愿意从事低贱的工作(即使充当驾驭马车的车夫)。要注意:低贱不是卑鄙。如果自己的努力求不到富贵,那么,就可以按自己的愿望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孔子说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颜回水平高,道德也高,就是太穷了,缺乏的正是财富。颜回的学问道德都不错,就是太穷了。当然,孔子的学生就有不听命运的安排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致富。典型的有端木赐即子贡。他不受命运的支配,从事商业活动,由于预测市场行情比较准确,赚了很多钱。而道德和学问都比端木赐强的颜回,不肯出去做生意,也不当官,只是守在家里受穷,在贫病交加中英年夭折。颜回英年夭折的教训,也说明财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孔子对他们两个作了比较:“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孔子另一弟子曾参,《韩诗外传》卷一第一章载:“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怀其宝而迷其国者,不可与语仁。窘其身而约其亲者,不可与语孝。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曾参开始为了养亲,薪水很低,他也去任职,这时他“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以后,齐、楚、晋各国都来聘他任大臣,这时他“重其身而轻其禄”。因此,他“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没有养亲的问题以后,他就慎重选择国家,自己的身体就是最宝贵的财富,不轻易许人。
孔子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认为从事农业生产,发不了财。要发财,首先要学好文化。他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学习文化就是追求富裕的普通途径。所以在儒家看来,富是可求的,也是不可求的。从可求的角度讲,谋事在人;从不可求的角度讲,成事在天。能否求到财富,是社会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其中包括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而这综合因素,古人不清楚,将其归结为“天”或“天命”。
司马迁认为富是必要的。如说:“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就是由于富而受到秦始皇的表彰。《史记·货殖列传》说:“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在和平环境中,空谈仁义,不会挣钱,长期贫贱,那是“足羞”的。后代人概括儒家的致富思想:“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这个道就是正道,不是歪门邪道。正道就是通过诚实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发财致富自然是正当的,合理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