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财致富，还是有高低之分的。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有精彩的概括。他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指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生产致富是最好的。末，指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必要环节，包括小手工业、加工业、商业、运输业、服务业。通过这些加工、转运、倒卖的活动致富，是第二等的。最下等的是奸富，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暴利。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通过歪门邪道，损人利己，危害社会，从而达到发财致富，都属于奸富，发的都是不义之财。司马迁历数当时各地贤人的致富，他们有的开矿冶铁，有的做鱼盐生意，有的从事长途运输，倒卖粮食，有的种果树、养牲口，有的在乱世抛金玉、藏粮食，他们“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他们都有一些绝技招数。因此可见，“富者必用奇胜”。“富无经业”，发财致富没有一定的行业，只要有奇术，哪一个行业都能够发财致富。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同样也可以说：世上三千业，业业能致富。

 

 

《论语·子路篇》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段记载是非常重要的。大意是：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弟子冉有为他赶车。孔子说：“人口真多呀！”冉有问：“人口已经很多了，又该怎么办？”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化。”后人对这段话归纳为“富而后教”，是孔子儒学的重要思想。富以后，如果不进行教育，那就会坠落、腐败。

 

富是美好的，掌握财富的富人却未必都是美好的。什么样的富人不美好呢？一是只富自己、不富别人、不富人民的统治者。例如齐景公自己很富，“有马千驷”，但他不给人民办事，没有做出什么好事。所以当他死时，“民无德而称焉”（《论语·季氏篇》），人民找不出他值得歌颂的道德。二是不义而富的人。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篇》）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富贵，对于孔子来说，就象浮云那样，虚无飘渺，不增加什么乐趣。

 

富，是双刃剑，需要有文化、道德相配合。有文化、道德的人称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固穷”，虽然穷困，却也不胡来，仍然坚持自己的道德情操。因此，“君子忧道不忧贫”（同上）。平时想的做好事情，不要斤斤计较，“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只为财利而行动，就会招来很多怨恨。有的人为了实现富裕，就做不仁的事，孟子说“为富不仁”，司马迁称为“奸富”。

 

关于教育的问题，孟子有很多精辟论述，如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教育是仁政的基础。政治与教育相比，“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礼与学，都是教育的内容，如果没有教育，贼民就很猖獗，亡国指日可待。因此，人的生活好了以后，如果不进行教育，就会变得与禽兽差不多。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土地是分封的，有爵位就有土地。土地没有进入买卖市场。秦汉以后，实行郡县制，才开始土地买卖。一旦开始土地买卖，当官的就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巧取豪夺的办法，占领一大片一大片的肥沃土地，平民百姓就大批大批地失去土地，结果，“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贫民失去土地，生活更加困难，“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再加上“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然后抓来判刑。一年判了千万人的罪，路上行人有一半是罪犯。董仲舒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了汉代两极分化的情况及其社会原因，认为主要是当官的“与民争利”。他说：当官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平民怎么能争过他们这些有权势又有资金的官家呢？官家财富不断膨胀，“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与此同时，平民百姓日益贫困化，“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是抓了很多人，犯罪还不能制止的根本原因。

 

董仲舒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这一问题。他首先引孔子的话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均，指财富分配不均。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有的人富了，有的人就必然要穷了。有一些贫富差别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两极分化严重，就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封建统治，董仲舒认为要消除不安定因素，去其根源，需要采取措施，限制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别。具体办法就是“调均”。经过调均，“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春秋繁露·度制》）。

 

调均有什么具体内容呢？董仲舒提出的最重要的就是反对官家与民争利。他说：官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他又说：“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例如鲁国相公仪休见到自己家种了葵菜，就生气地拔掉，认为自己有了俸禄，还种葵菜，就是与菜农争利。看见自己妻子织布，就把妻子休了，说这是与女工争利。这就是著名的“拔葵去织”故事。这是说明当官的有了俸禄，就不应该兼职，增加另外收入。董仲舒又说：“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汉书·董仲舒传》）当官的能够如此廉洁，下级就会称赞你的品行，服从你的教育，人民受到感化也变得高尚起来，不再贪心和卑鄙。这样一来，民风也就好了。董仲舒论富，反对贫富两极分化，主张调均，特别反对官家利用权势与民争利，反对官商，反对盐铁官府专营。

 

综观秦汉时代以来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贫富问题一直是历代历朝政府所关心的民生问题。在社会自然发展过程中，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贫富两极分化，是一种自然趋势。历代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经常要打击一下贪官污吏，有时也要限制一下鉅贾富贾，在有天灾的年份，对受灾的人民还要给予适当的救济。这一系列措施，都包含调均的意义。实际作用就是缩小贫富之间的差别。有些统治者不知道调均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任凭一些皇亲国戚和一些功臣及其后代随意兼并土地，巧取豪夺，盘剥人民，为所欲为，不予制止，还要锦上添花，给予很多赏赐。而对于贫困的人民不予关心，任其自生自灭。结果不必太长时间，这个封建政权就要在农民起义中垮掉。取而代之的这个新政权就要立即采取措施进行调均，缩小贫富差别，以博得贫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