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后来“理学”思想的影响，许多人对所谓“人欲横流”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因而想方设法要压制人欲，堵截人欲，更不要说积极寻求满足“人欲”。但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并没有视“人欲”为洪水猛兽。相反，他们认为“人欲”恰恰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满足“人欲”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人欲横流”正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不断以合理公正的方法来满足“人欲”的历史。《周易·系辞下》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离开了人欲就没有什么“生”，只有死。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欲”就是“天理”。虽然人欲未必是天理的全部内容，但至少是天理的非常重要的一部份。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认为“天理人欲，不容并立”，是后来儒家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根本违背了早期儒学的核心精神。尽可能地满足任何人的欲望，以及满足人的一切欲望，是合乎天理的。其前提和限度只是，任何人或任何一部分人在满足自己的欲望的时候，都绝不可以损害和侵害其他人满足其欲望的权利、条件和资源。如果再加上生态伦理的考虑，我们还可以说：人类满足自己欲望是合理的，只是也要考虑到其他物种生存的欲望、并且不能损害其他物种的生存条件。

 

先秦儒家不是禁欲主义者，《礼记·祭统》说：“不齐（斋）则于物无防也，嗜欲无止也。”《礼记·月令》也说一年中只是在特定时间需要斋戒时，才“去声色。禁耆欲。”这就是说，除了在要进行祭祀斋戒时有必要禁一下欲以外，平时都是“嗜欲无止”的。孔孟并不认为欲望是负面的东西，相反倒认为满足人的欲望是天经地义的。他们认为统治者应当千方百计满足人民的“欲”。孟子指出，统治者要想得民心，办法很简单，就是“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即使民众没有主动求这个“所欲”，统治者也应当主动去满足民众的这个欲：“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礼记·经解》）如果老百姓还未主动提出来，统治者就能投其所“欲”加以满足，这才是可信赖的好的统治者。在孟子看来，王如果“好货”、“好色”也没有关系，因为“好货”、“好色”的欲望本是人皆有之的。因此只要王在自己“好货”、“好色”的同时，也要想到人民也是跟自己一样“好货”、“好色”的，于是尽力帮助人民，满足他们“好货”、“好色”的欲望，这就没有什么问题（《孟子·梁惠王下》）。由此看来，孟子所讲的“推恩”，就不仅是仁慈恻隐之心可“推”，欲望同样也是可“推”的。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告子上》）这就说明人的欲望有相同之处，是可以将心比心来“推”论的。

 

但是先秦儒家也强调要以合乎“道”的手段来满足这种欲望。不能“以欲忘道”（《荀子·乐论》）。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以其道”就是要坚持一定的原则，其中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原则也是基于每个个人都有其既不可强加，也不可剥夺的“欲”与“不欲”的基本人权的考虑。

 

具体来说，哪些是不符合“道”的手段呢？孔孟没有明确一一列举。但是从《孟子》书中可以找到两个追求“欲”不以其道，而受到孟子批判的例子。一个是《公孙丑下》那个“有私垄断”的“贱丈夫”。在这里，孟子没有否定“人亦孰不欲富贵”的欲望，只是批评他“有私垄断”的方法，因为他这种方法构成了对其他人实现求富欲望的活动的损害。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和其他人在同等条件下公平地谋求满足各自求富的欲望。第二个例子是《梁惠王上》梁惠王试图以武力和战争来实现自己“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孟子在这里也没有批评这个“大欲”本身有什么不好，只是指出梁惠王用武力手段来实现这个“大欲”是错误的，是“缘木求鱼”。孟子为了让梁惠王易于接受其观点，这里只是用“缘木求鱼”来说明其不可能实现。但实际上动用武力来达到自己“大欲”的做法之所以错误，在于它必然直接伤害其他人生存的基本权利和欲望，因而是根本违背人道的。从上面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在孟子看来，“欲”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关键在实现“欲”、满足“欲”的手段如何。用来满足自己欲望的手段绝不能损害其他人满足其欲望的权利。用荀子的话来说就是“欲利而不为所非”（《荀子·不苟》）。

 

 

先秦儒家在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的同时，也注意到了人的欲望的多样性、层次性和复杂性。人的欲望到底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早期儒家对此的看法是比较辩证的。一方面他们肯定人的欲望有共同之处，如对于富贵的欲望，以及“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告子上》）等；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礼记·王制》），人们的欲望也存在着多样性的差异。不同人们对某种对象的欲望的或有或无，或强或弱，以及何种欲望应当优先满足，情况并不一样。这正是文化差异的一个具体表现。正因为如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反过来推论，变成已之所欲，强施于人。

 

先秦儒家还注意到欲望的层次性。例如他们看到，所谓“圣人”，不是没有常人所有的那些欲望，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还有更高层次的欲望。孟子讲到舜的时候说：“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贵，人之所欲，贵为天子，而不足以解忧。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孟子·万章》）显然，舜不是没有“人悦之、好色、富贵”这些常人都有的欲望，孟子也丝毫没有贬低或否定这些欲望的意思。恰恰相反，孟子认为这些欲望舜都有，而且也得到了满足。但舜之所以为舜，就在于这些欲望得到满足之后，他还不够，还有更高的追求，那就是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可，做个孝顺儿子。

 

同样，孟子在《告子上》讲到“鱼”和“熊掌”都是我所“欲”，“生”和“义”也都是我所“欲”。但是这里并不是要以对“熊掌”和“义”的“欲”，来否定对“鱼”和“生”的“欲”，而只是说欲望也有层次高低。有趣的是，认为人性恶的荀子，其实也认为人有向往“善”的欲望。他说：“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荀子·性恶》）这个逻辑似乎有点奇怪：正因为人性恶，所以有“欲为善”的欲望。但这也说明人性中的欲望是有不同层次的：就算其他欲望都是恶的，这个“欲为善”的欲望至少是善的，而且跟其他欲望显然不是一个层次上的欲望。总之，“欲”有其多样性和层次性，有物质欲望也有精神欲望，有食色欲望也有审美欲望，等等。但只要是人的欲望，就都是正面的，从理论上讲都是应该予以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