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顶峰和集大成者，当然是《孙子兵法》。但《孙子兵法》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春秋时代由于阶级结构的重组、政治格局的改变和社会思潮的演进，孔子、墨子、老于等一大批儒、墨、道等学术流派的思想大师登上历史舞台，为《孙子兵法》的产生提供了社会环境；诸侯争霸和兼并的尖锐军事冲突。是《孙子兵法》应运而生的社会需求；中国早期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朴素辩证法思想，为《孙子兵法》的产生提供了认识工具。而更重要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军事实践的积累和战争经验的升华。相传距今四五千年前的父系氏族社会，曾发生黄帝同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炎帝同蚩尤的琢鹿之战；尧舜禹的征三苗之战，以及夏夷纷争、少康复国的战争。商代的重要战争，有汤伐夏桀的鸣条之战；武丁远征土方、鬼方等一系列战争。西周战争，主要有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成王周公东征之战。到《孙子兵法》产生之前，还有周宣王远征之战，以及周平王东迁以后，中原诸侯内乱兼并的“春秋无义战”。这种战乱频仍，政治军事形势复杂多变，谋略用计层出不穷的社会现实，无疑为《孙子兵法》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土壤。

追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源流，要从卜辞、金文、《易经》、《尚书》中寻找。这几种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瑰宝，都反映着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社会特点。其个记载着相当多的军事内容。本文试图仅从中国古代战术思想作一简略分析。

一、中国古代军事最早记述战术思想的，已在大量卜辞中有所体现了。其中有：“贞妇好其从沚戛伐巴方，勿自东骚伐，戎阱于妇好立。”这是公元前13世纪，武丁伐巴方的战争中，武丁命“妇好”(武丁众妻之一)协同沚戛率兵埋伏，武丁自东攻打，把敌军赶到妇好设伏之地加以歼灭。无独有偶，在此时期，古埃及拉美西斯二世率兵向卡德希前进时，陷入西台人埋伏，他突围而出反败为胜。在两个文明古目的军事史上，几乎同时出现伏击战术。古代埋伏战术的出现，是从狩猎得到的启发。马克思曾经说过：“战争也是狩猎，不过是对人的狩猎，是更为发展的狩猎。”，

二、产生于殷周之际的《周易》，作为占卜之书，有着浓重神密色彩，但透过这层神秘的外衣，就会发现它除了占卜的内容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经验总结。虽然谈不上也不可能是科学的总结，但不可否认其中反映了客观世界的一些必然的内在的联系。这类内容，是在世界其他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的占卜术中找不到，而且在殷人甲骨卜辞中也找不到。西方最驰名的古老神谕是位于科林斯海湾上的特尔斐城的阿波罗神谕。那里的神签也有许多战争内容，但属于一事一卜的隐喻语言提示，不具有规律性的总结。而《周易》的军事内容，却向哲学迈进了一步。例如，《周易》总结长途行军和征伐的实践，上升为“无乎不被，无往不复”的哲学概念；“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的山地伏击作战原则。这个原则，在后来的古希腊军事家施诺芬的《希腊远征波斯纪》中得到体现。从《公羊传》记载看，《周易》的“易”字，在军事上就含有设伏施诈之意。《公羊传》(袁公九年)：“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诈之也。’”何休注云：“诈谓陷阱，奇伏之类。”由此可见“易” 字含有伏兵突起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