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通敌叛国”、“引寇入关”一说，纯属子虚乌有。事实上，袁崇焕对后金绕过宁(远)、锦(州)，另觅道路，威胁北京的可能性早有警觉。他在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春就指出，“蓟门单弱，敌所窃窥。臣身在辽，辽无足虑，严饬蓟督，峻防固御，为今日急著”。但是，袁崇焕一疏再疏，终未引起崇祯帝的重视。九月八日，“又报奴已渡河”，袁崇焕“即发参将谢尚政等备蓟，及至彼，蓟抚以奴信未确，仍勒之归”。袁崇焕的援军刚刚被遣还，后金的攻势开始了。十月，后金兵分三路，一入大安口，一入龙井关，一入洪山口。十一月，兵抵遵化。面对京师危机，袁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先命山海关总兵赵率教率部入援，赵在遵化城下中矢阵亡，遵化失陷。接着后金兵越过蓟州，西徇三河、顺义，直逼通州。袁崇焕急驰入援，沿途分兵防守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蓟州等处，并于后金兵之前赶到通州。袁崇焕突然出现在通州，后金军完全没有料到，惊吓溃败，以为退路已断绝，于是西犯京师，实际上是为了自保而被逼施展的“围魏救赵”。袁崇焕不顾士马疲劳，间道飞抵京师，在广渠门外与后金军进行了一场激战。袁崇焕躬环甲胄，自辰时至申时10个小时，转战十余里，冲突十余合，终于打退了后金兵。皇太极下令退出北京城，保卫北京之战胜利。

十二月初一，正当袁崇焕准备乘胜进军之际，崇祯在平台召见袁崇焕，并以“招兵胁和，将为城下之盟”的罪状，将其下锦衣卫狱。这件事与皇太极设下“反间计”的圈套有关。据蒋良骐《东华录》卷二记载：“先是，获明太监二人监守之。至是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遵上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计也。顷上车骑向敌，有二人来见，语良久去，意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仰卧窃听。庚戌，纵之归。后闻明王用杨监言，执崇焕入城磔之。”实际上，在此之前阉党就已制造袁崇焕通敌的舆论。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在《白冤疏》中说：“江西道御史曹永祚捉获奸细刘文瑞等七人，面语口称：‘焕附书与尹通敌。’原抱奇、姚宗文即宣于朝，谓焕构通为祸，志在不小。次日，皇上命诸大臣会鞫明白……不谓就日辰刻文端七人走矣。”

这显然是阉党一大阴谋。姚宗文原为浙党，天启时依附阉党，曾诽谤辽东经略熊廷弼，使之去职，致使辽、沈失守，现在他又重操故伎，陷害袁崇焕。中国历史上施用反间计及诬陷忠良通敌者不乏先例，但中不中计，确可判断国君的贤愚。崇祯中计，说明这个刚愎自用的君主用人多疑，正如《明史述评》所说，“无知人之识”。查查袁崇焕投身辽战几年的光荣历史，看看眼下千里赴难出生入死的表现，戳穿“反间计”是不难做到的，但此时只信内廷(太监)不信外臣的崇祯，对阉党“借刀杀人”的大阴谋毫无觉察，甚至成了阴谋家的杀人工具。崇祯虽然自己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臣皆误国之臣”，实际上他在位17年，换了50个大学士、14个兵部尚书，除袁崇焕外还杀死和逼死督师与总督10人、巡抚11人，自毁长城，令忠臣心冷。嗜杀成性的崇祯帝，处袁崇焕以磔刑也就不足为怪了。就连深受崇祯帝倚重的祖大寿，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四月，镇守大凌河，也由于粮尽援绝投降了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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