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耿耿的苻融对慕容垂、姚苌等人心怀异志看得最清楚，朝会散后，他进行了“哭谏”。《晋书·苻坚载记下》记载，融曰：“岁镇在斗牛，吴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晋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数战，兵疲将倦，有惮敌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愿陛下纳之。”结果苻坚“作色”，就是不高兴，给脸色看了。于是苻融泣曰：“吴之不可伐，昭然。虚劳大举，必无功而反。臣之所优，作此而已。弱卒数万留守京师，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此皆国之贼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万全。臣智识愚浅，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奇士，陛下每拟之孔明，其临终之言，不可忘也。”苻融所说晋不可伐的核心理由与王猛遗言大同小异，无非两方面：其一，晋是正朔，人心思晋，且目前团结一致；其二，内部矛盾重重，民族问题是大患。连年征伐，将士厌战。苻融的劝谏不可谓不高明，他不但使用了眼泪，还拉出死人王猛来“帮腔”：我说的你不爱听，那王丞相临终前的再三交代你总得考虑考虑吧，人家可是诸葛亮二世啊！可谓动之以情，苦口婆心。

不曾想，这回王猛也不管用了，不知道要是王猛活过来会不会有什么不同。总之，最后苻坚硬梆梆的宣布：“朝廷内外皆言不可，吾实不解所由……吾计决矣,不复与诸卿议也。”大凡再善于纳谏的君王，一旦说“朕意已决”，那就跟现在的一把手一旦斩钉截铁的说“就这么定了”一样，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这时候再说什么也白搭。所以后来什么太后、爱妃、太子，还有大和尚仍然不停地絮絮叨叨，当然是白费力气，好在苻坚总算是明君，也不生气，就当没听见，总之伐晋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苻坚不听群臣劝诫,很大原因来自于他的远大抱负和大一统的强烈意愿。“吾方以义致英豪，建不世之功”，苻坚十分渴望在有生之年完成一统天下的不世功业，就是铤而走险，也毫不畏惧。

其实，苻坚内心有两个思想在斗争，既想伐东晋以实现其抱负，同时又怕他族颠覆其政权。所以，对于群臣所陈述的晋有一定力量和恐内乱的顾虑，苻坚其实是接受了，但同时他对伐晋必胜又信心十足，因而采取了折中办法，那就是兴兵百万以讨东晋。这样既可以使各族大动而牵制其力量，离开各自据点，同时造成强大声势以震慑东晋，想得到大兵至，晋兵罢的效果，可谓一箭双雕。

作为气度恢宏的英雄，苻坚对归降的少数民族贵族信任重用，警惕不够。对苻融担忧的民族问题，他如此作答：“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其息之，勿怀耿介”（《晋书·苻坚载记》）。这表达了苻坚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豁达气度和广阔胸襟，但这个想法在那个民族仇杀严重、民族隔阂很深的时代，却是极不现实的。

当然，统一北方的过程顺风顺水，苻坚或许产生了些许骄傲之情和盲目自信的乐观，其实也在情理之中。至于他那句经常被后世拿来取笑的话，“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其实更多的是反应了一个少数民族英雄的个性张扬和舍我其谁的宏大气概，而绝不是什么“无自知之明”、“嚣张轻狂”。从他个人角度来讲,此时举百万之众,毕其功于一役,正是在实践他“一统天下”的英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