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军的衰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官兵素质低下八旗军入关以后，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恶劳的现象到处蔓延，直接导致了八旗官兵体能和军事素质的全面下降。人人耽于安逸，优游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练功习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马骑射技艺的官兵越来越少。1815年，嘉庆帝阅看左右两翼前锋营官兵射靶，200人内竟无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应差大都是雇人顶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阅兵大典上，也是由仆人携带着兵器，骑马乘车赶赴演武场，俨然一副老爷兵的模样。当时京城中盛传的谣谚“糙米要掉，见贼要跑，雇替要早，营营要少”，说的便是这帮旗下大爷每次领岁米月粮时都要刁难发放者，临阵交锋时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检阅时都要预雇替身，平日尽量少到营中当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现象的长期存在，必然使八旗军中充斥人残技疏、羸弱不堪任战之人。清末甲午战争中，京营八旗中最精锐的部队神机营赴山海关布防。有人在芦沟桥遇见他们，但见“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则一十一二龄童子也，余多衣不周体，蹲踞道旁，不愿前进”。这样的老弱残兵当然不会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有什么作为。

训练形同虚设清朝建立以后，逐渐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军事训练制度。但因承平日久，这些制度实际上并无人认真执行。平日规定的每月练习步射、骑射，每年合操、考试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将领还肆意篡改条例，减少训练次数，减轻训练强度。如乾隆年间广州驻防八旗的火炮训练时间就由每年4周减为2周，射击训练的次数由10次减为5次。有的驻防八旗部队，甚至因操场被出租赚钱，干脆取消了火枪和火炮的射击练习。

军队风气败坏清军入关以后，军纪松懈、风气败坏的现象开始出现。终年仰食于官府的八旗官兵抛弃了以往淳朴简约的社会风尚，以游手好闲、华衣美食相标榜，追求安逸舒适的生活。平日里很少有人按时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互赌搏”，“肆无顾忌窝窃、窝娼、窝赌”。将领们整日里“居家弹筝击筑，衣绣策肥，日从宾客子弟饮”；士兵穿衣争用绸缎，饮食必求醉饱，甚至将刚发下来的饷银拿出来挥霍一空，刚领到的粮米转手贱卖给商铺，换取银钱大吃大喝，斗鸡走狗、入班唱戏以及抽大烟之风到处蔓延。一些人倚仗着自己的旗人身份，以为反正在生活过不下去时，官府要予以接济，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卖产者，即如每饭必欲食肉，将一月所得钱粮，不过多食肉数次，即罄尽矣。又将每季米石，不思存贮备用，违背禁令，以贱价尽行粜卖，沽酒市肉，恣用无余，以致阖家匮乏，冻馁交迫，尚自夸张，谓我从前曾食美物、服鲜衣。”

一月的饷银不足数日之需，饷米领出以后便行粜卖。清中、后期，统治阶级政治上的腐败也严重地影响了八旗内部。在生活方面，一些军官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种小差使、跑腿，打仗时则在队伍中挑选精兵专门保护自己。一些军官借口各种公务对兵丁钱粮私行科敛。如旗人办事，需要佐领出具保结，佐领往往要收受银钱才出具手续，使旗人本来就难以养家糊口的兵饷被层层克扣。还有一些军官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属下兵丁放印子钱(高利贷)。有人甚至与商人勾结起来，让兵丁先向米铺借钱，到发放禄米的时候，则由军官串通米铺代领，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粮少米时，只能向米铺高价购买。军官和米铺商人靠这种卑劣手段获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却因此家境日趋贫寒，负债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