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了解汉代历史的人，对上述不同凡响的人物都会心怀敬意。在军功显赫的年代，文士难免受到压抑，其作用容易被忽略，其贡献容易被抹煞。兹选择汉武帝时代的部分文士为例，略述其功业。他们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关头，表现出超乎常人的预见性、判断力和实际操纵能力。

汉武盛世

在提高儒家的学术影响直到确立其独尊地位的过程中，辕固、赵绾、王臧、董仲舒、公孙弘都各有其历史贡献。主父偃堪称汉武帝时代的纵横之雄，他分析政治利害鞭辟入里，而其敢作敢为的性格更使人敬畏有加。在削弱藩国的进程中，他提出的“推恩令”，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董仲舒不仅建议“独尊儒术”从而奠定了儒家的政治地位，且对当时的政治弊病颇多中肯的批评。如针对西汉前期“任子制”与“赀选制”等任官制度产生的流弊，董仲舒就在对策中提醒过汉武帝。他还提出要及早解决土地兼并之害，统治者未加采纳，结果到西汉后期竟然成为无法解决的痼疾。司马迁的史学贡献，使他成为我国正史的开山鼻祖。他的治史宗旨和批判精神，都被后世奉为楷模而难以企及。司马相如的辞赋，纵横挥洒为百代楷模；同时，他服务于武帝开发大西南的两篇文告，文辞犀利，充满了雄迈之气，不失为汉代政论妙文之一。东方朔号为“滑稽之雄”，在百代雄主汉武帝之前，或者直言进谏，或者以玩世不恭的方式嘻笑怒骂，实则忧国忧民出于至诚。即便是在军事领域，汉武帝时期的文人也有不俗的表现。严助在用兵越地之时表现出的决断力，在朝廷群臣之中罕有其匹；平越之后奉旨向淮南王刘安申明朝廷用兵必要性，则表现出他擅长辩论的能力。

汉武帝时期的文士之中不乏一流的人才，这与汉代雄健豪放的时代精神直接相关，也与汉武帝破格用人的雅量相关。他还鼓励毛遂自荐式的人才选拔方式，一时之间“上书拜官”成为竞进者步入官场的捷径。主父偃等人上书论政，当日就得到武帝召见，并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求贤若渴之情溢于言表。武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思想和实践，自有其值得发掘的价值。

审时度势的制度变革

汉武帝时期的政论家严助，总结汉武帝时代的特点：“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汉书·严助传》）班固在论及这一问题时，也特意强调“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汉书·循吏传》）。类似议论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立论取向：特别推崇汉武帝大力推行制度变革。

以立法削弱藩国势力。汉初推行的“郡国并行”之制，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流弊，其危害性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因此，汉景帝挟平叛之余威，颁布过贬抑藩国地位的新规定。汉武帝继之创设诸多制度法令，极大地削弱了藩国势力，使之无法再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实施了“推恩令”。把本属于王国的部分领土，新立为侯国，并且改变其原来的隶属关系，使之归属于附近汉郡。其客观效果是“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汉书·诸侯王表序》）此外，还有阿党法、左官律、附益法等相关立法适时出现。这几个法律制度，交互为用，使诸侯王国受到根本的抑制，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