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监察制度。为了强化对百官的监察，汉武帝增设了司隶校尉和十三部（州）刺史。司隶校尉主要监察京畿地区，甚至皇太子、三公也在其监察的范围之内。刺史则“以六条问事”，除了一条是监察地方豪强之外，其余五条都是针对郡国一级高级地方官的不法行为。汉武帝时期的吏治较为清明，与多层次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监察、监督制度密切相关。

推行垄断经济政策。汉武帝一改前人法度，推行了一系列的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特别是官营盐铁、垄断货币的铸造权与发行权、推行“均输”和“平准”等与经营相关的新法规，成为汉武帝时期增辟财源的有效途径。史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

汉武盛世

如果没有这些制度革新，就不可能出现名垂千古的汉武帝盛世。制度建设对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是最为根本的。它的影响之巨大，远远超出于“明君”的个人作用之上。

战争体制的动员作用

凡是涉及制度、政策的重大改革，往往会受到持重者的反对，从而表现为层层的阻力。而汉武帝时代先后推行过那么多的新政，却没有引发多少争议。其中的原因何在？一个大概合理的解释是：长达30多年的战争，使得国家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在一切服务于战争的体制之下，国家的管理者最容易把全国的人力物力动员到一起，随意加以调拨和使用。开动战争机器，从来都是强化集权制统治的有效手段。

其中一个显著的事例，足以说明问题。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的利益矛盾，也是武帝身后引发争议最多的问题。理财大臣桑弘羊作为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为了回击论敌的批评，分析了导致经济变法的主要原因：长期的边疆战争耗费了国库积蓄，武帝不得不寻求新的财政来源，以支撑大量的军费开支。这一理由使得他气势大增。可以想见的是，在削弱地方力量、剥夺宰相职权以及开通西域、整肃游侠等方面，汉武帝都有理由借助于战争体制。

在这里，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以武力征伐为主要内容的“盛世”，不可能是田园牧歌的世界，暴力曾经是无法避免的手段，民众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我们关注古代“盛世”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一点。

（责任编辑：金戈铁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