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一、中国历史周期及清末民初在其中的位置 

西方近代文明的东来，虽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在清末民初之际，尚不足以逆转中国几千年来政治演变的基本节律，诚所谓“中国自有中国之盛衰，不因外国而后有治乱”。不过一般之朝代更替并不就是中国政治大势本身，此一大势——其基本框架就是统一-分裂的循环周期——只有在更大的尺度上才能把握得住。至少从西周以来，这一周期的基本情况如下：

周期          统一时期          分裂时期

一            西周            春秋、战国

二           秦—两汉       三国、魏晋、南北朝

三            隋—唐        五代十国、宋、辽、夏、金

四          元—明—清      清末、民初、大陆、台湾……

与东汉末的黄巾起义和唐末的王仙芝-黄巢起义一样，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同样标志着统一时期的结束和新分裂时期的开始。当然，它也是清朝土崩瓦解的开始。这样，新的政治整合就作为一个巨大而又迫切的问题摆到了当时的中国人面前。由于列强的到来，新的整合不仅关系到一个朝代的生死，也不仅关系到汉族与边缘民族的分合，而且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在中国历史的巨大惯性力作用下，是不可能较快扭转分裂大势的；再者，列强的均势与相互牵制也加剧了分裂的走向（列强不允许他们中的任何一员独占中国）。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不能找到某种新的整合模式，就只能照旧停留在漫长的分裂时期了。

二、联邦主义对清末政治整合的意义 

政治整合的基本问题是若干政治单位（整体的直接成员，即仅次于整体的、由它们直接组成整体的那个层次）如何进行整合和如何维持整合。这大致可以区分出两种基本模式：一、兼并-集权；二、联合-分权。前者是以武力-兼并为主要手段整合，以专制-集权体制维持；后者是以和平-联合为主要手段整合，以法制-分权体制维持。如果说中国在战国以前的封建盛世中或许还有某些类似于后一种模式的体制存在的话，那么此后一直到清代，则绝对是前一种模式盛行。

在兼并-集权模式的笼罩之下，中国不仅有一统阶段，而且还有列国阶段。在此一模式下，分裂不过是统一的简单对立面，因为它并不是靠法制-分权体制来维持的。实际上，二者是互为依存、互为补充的。它们共同组成一个循环，在同一个周期内彼此取代。如果仅仅是凭它们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得到解脱、实现超越的。

联合-分权型整合中，最适中的一种就是联邦模式。在中国更具统一传统，清末又正逢分裂时期之初，以及中国既需要整合来对抗列强瓜分之压力、又不能因这种整合过于僵硬化而有害于中国的生存和长期发展——的两难困境和双重考虑下，用联邦模式来谋求新的政治整合是比较合适的。联邦模式超越于传统的统一和分裂之外，又各取其长而造就出一种稳定的适中状态。它既反对整体将部分完全溶合、消解，又反对部分完全脱离、孤立于整体。它要形成的是一种一致而非专制、并立而非敌对，合作以避免战争、分治以避免暴政——那样一种更文明的状态。

具体来说，联邦主义主要是用于协调、均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至少自秦汉到清季，中国之政制主要只是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中国”范围内的兼并-集权型中央统治）和专制主义地方分权（“中国”各地分立之兼并-集权型统治）之间打转。联邦主义在这些趋于极端化、绝对化的两极之外，提供了一种不仅是非专制主义的，而且还是非集权主义的新选择——就前一方面来说，它是民主主义的；就后一方面来说，它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分权的。联邦制其实就是民主主义半中央集权加民主主义半地方分权。清末之际，除了列强对中国主权和领土的部分侵占、分割外，清廷与各省督抚特别是湘淮系督抚的联合统治，其实就是一种专制主义半中央集权加专制主义半地方分权的体制。很明显，这一体制与联邦体制是同构的，区别只在“专制”或“民主”的性质不同而已。因此，在当时的体制基础上实现新的政治整合也即政治制度的近代转型，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很有可能做到的。况且，也只有以这一新的模式重新整合，清廷才有可能在实行根本性政治改革的同时，又多少保存其中枢尊位。

但是，清室与汉室、唐室一样，在其衰败之秋，实无突破专制主义传统的愿望和能力，结果没有抓住变政自救的历史机遇。清廷非但没有实行民主主义的过渡，而且还试图逆转为完全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尤其是在宣统朝。这样，强烈要求立宪、分权却一再受挫的新旧地方势力，就起而响应革命党人的起义，并与他们共同组成冲击清朝最后统治的巨大力量。至此，清廷以君主立宪实现和平转型、从而达成新的政治整合的可能性就完全不存在了。

三、孙中山的联邦主义整合观

孙中山为了解决推翻满清之后的政治整合问题，孙中山早在建立兴中会时就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联邦制纲领。孙之所以对联邦主义寄以厚望，在他三年后的一次谈话中表达得相当清楚：这是为了预防过往那种旧政权垮台后“地方豪杰互争雄长，亘数十年不能统一”，“各穷逞一己之兵力，非至并吞独一之势不止”的局面再次出现；而要使革命速战速决，就“必使英雄各充其野心”，办法是在“联邦共和之名之下”使他们各“为一部之长，以尽其才，然后建中央政府以驾驭之，而做联邦之枢纽”。显然，孙是以革命后迅速恢复统一为目的，以联邦共和为手段的。

后来在组建中国同盟会时，他又对各股革命力量“不相联络，各自号召”，因而有可能演成秦末、元末那样的混战表示了极大的忧虑，相比之下甚至列强之瓜分的危险也退为次要的了。以同盟会实现革命力量的整合，从而预备革命后之国家整合，看来正是孙组建同盟会的主要目标之一。第二年，他又公开表达了这些基本看法。他说：要是还像以往那样各路英雄“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的话，“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因此“建国民政府”以统合，就“是我们革命的时候的万不可少的。”

到武昌起义爆发后，孙关注的主要方面依然如故：如何使“各省同心同德”，以便迅速恢复统一。他在回国前反复宣扬实行联邦制对建立新国家的关键性意义；回国后，又不顾周围同志留粤之劝而执意北上，也还是出于“专为联合各省回复秩序”之念。再到后来北伐夭折，拱手让位于袁氏，其第一考虑仍然是迅速恢复统一：既然自己已无能为力，那就让有能力的人去办好了。

但是，孙的这一切良好愿望和悉心规划，不久之后就都统统破灭了。从大的方面考量，对孙来说，其问题出在两大关键性的问题上：一是对统分大势的错误判断，二是其工具性的且不彻底的联邦主义已开始转向中央集权主义。

正如前文所说，中国自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实际上已进入新的分裂时期。清朝形式上的继续存在与东周、东汉末及唐末曾出现过的情况类似，“统一”已只剩下无灵魂的躯壳。但当局者迷，孙也在其中。他始终把清末看作是统一的：从1903年他以元、明以来分裂短暂的情况来涵盖几千年的国史，并推断中国之未来“有统一之形，无分割之势”；到二十年后他仍认为清末的是统一的，而辛亥革命的不成功就在于未能恢复统一。正是出于这种判断，他才那样看重革命后统一之恢复，以至于不惜一切代价。（志在取代孙战略的宋（教仁）战略，虽然把发动的地域转移到“长江流域各省”，但其出发点也同是避免形成分裂之局，所谓孙战略“在边隅之地……足引起干涉，酿分裂之祸”者。只不过孙的着眼点在国内群雄，宋在列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