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并不是所有的当局者都未感悟到历史的律动。早在1867年，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就预言：天下统一已久，势必分裂，只等“抽心一烂”，然后就会“土崩瓦解”，“方州无主，人自为政”，而不能如晋、宋南迁以苟延也。虽然赵大概也未参透当时已不再是统一，但其能看到长期分裂时期的走势，亦属难得之先见。类似的，康有为至少在1902年也已认识到当下之乱已非太平天国时“变自小民”可比，而“有土崩瓦解之患”；已非“秦、隋、元”覆灭而后能迅速重建之势。对大形势的基本判断，多半左右着其人的战略选择。师承康的梁启超，在辛亥之年就曾密授蔡锷“雄踞长江上游，以观天下之变”的战略。且不说孙辛亥之前不知天下分裂，仅就在能否看到满清彻底瓦解后、天下分崩将久难规复之势已成这一点上，也大大地落后于赵、康、梁。所谓大势者，绝非一人、一党、一地之力所能扭转之大转折、大走向也。当事者只有因其势而利导之，才可能找到可行的成功方案。“统一”之空想、幻想，恐怕正是孙一生革命始终受挫的深层原因之一。

至于孙的联邦主义，上文业已显明，其着眼点只在（中央）自上而下消弭各地分争的消极面上，只是充当迅速恢复（原来并不存在的）“统一”的一种权宜性工具而已。可是联邦主义的精髓、诸如联邦成员（各省、各州等）自下而上发挥制衡作用、以防止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复活等更根本的积极方面，他则完全没有考虑到。可以说，孙眼中的联邦主义实际上只是改朝换代之际的羁靡权术，而绝非近代政制建设之根本大计。也正因为他的联邦主义是工具性的，所以才显得那么三心二意和不彻底。这一点还突出表现在其口号从“创立合众政府”到“创立民国”的转变上。由于革命的目标从政体为主变为以国体为主，含混不清的国体诉求就取代了清晰明确的政体纲领，联邦主义的旗帜也就不再被高举。这种倾向与排满民族主义相结合，固然能动员起更多的反清力量，但毕竟是破坏力有余而建设力不足，对于革命后的新政治整合是很不利的。

孙联邦主义的不彻底，还表现在其具体策略与实际运作中。在1906年的《革命方略》中，并无有关建立联邦的内容。领导各地起义军之都督，也仅仅是在与军政府（新“中央”）建立联系之前拥有肯定的全权；而约法之治则仅以“县”为地方最高自治单位。这些显然与联邦原则不符。另外，作为各省域革命团体联合的同盟会，虽也建有各方支部和各省分会，但主要是孙的领导问题，却并未真正彻底贯彻“各回本省”、分别行动、互相配合的联邦主义战略。结果，他们不是久攻不下于一隅，就是孤立挣扎于各点，致使革命陷入进退唯谷之困境。等到武昌起义之后，也就只能被动地跟在形势后面跑了。也许正因为同盟会只在少数独立省份掌权且基础不牢，他们主掌的临时政府才不得不采用外强中干、名存实亡的中央集权主义。但是在既乏实力又缺办法的情况下，同盟会哪里还能整合独立各省？更不要说与袁氏为首的北洋集团决战了。

四、辛亥独立各省之联合 

1895年的“台湾民主国”开“独立”自救之先例。1900年的“东南互保”开诸省联合与清廷相抗之先例。宣统朝更有国会请愿运动、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之类的联省运动或组织兴起。相比之下，同盟会在各省联合方面就显得相当弱。辛亥年各省独立及其联合，更多的是此前各省独立、联合运动的继续，而更少是革命党起义的产物。

在非同盟会领导之武昌起义中，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其要义就在于借黎氏省级军事要人的名义，一举登上省级权力舞台，进而迅速掌握一省，使得自己能有资格号召各省起而响应，形成席卷全国之势，从而保住自己在本省的胜利。在同年3月的广州起义中，黄兴也曾计划捉粤督而借其名以为号召。蔡锷在云南起义成功后亲请滇督出掌大权。甚至梁启超1900年就曾有取粤后以当时的两广总督李鸿章为“傀儡”之策。

这些不约而同的筹划或做法，一则反映了清末省级势力在大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二则也表明了各种反抗势力依据这一基本态势首先夺省独立战略的一致性。

就前者而言，清末半地方分权的督抚体制是维系清廷不倒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但清廷借立宪之名欲恢复完全之中央集权，打击、疏离了大多数督抚势力；旧省权的被削弱，使得新兴势力有机会起而填补其权力真空。因而清廷之亡，不在督抚权大，而恰在督抚权小。另外，清廷也没有足够均衡地配置直隶与各省的军力（其中当然也有其不得己的成分），致使近畿之北洋新军的质、数远超过其它各省。北洋军已不是一般的督抚势力，而是掌握着强大军力、其首脑身兼中央与直隶要职的头号军政集团；如此就在全局的外重内轻之际、又形成了军事上的内重外轻。（袁的暂时下野并未改变这种态势。）结果天下有变时，督抚们既无力有效出击以平定外省起义之乱，清廷又无能有效防范以消弭肘腋权臣之叛。外省独立，尚限于割据；袁氏逼宫，一旦授首。

就后者来说，借用旧朝的省级首脑，就可以使自己的起义立即具备政治上足够高的地位（层次）。像比武昌起义更早的四川保路运动中的县级起义那样的省级以下造反，因为迟迟不能上升到省级，也就形不成独竖一帜、激荡天下之强势。同盟会一系列起义的失败，同样如此。但革命首先在一省得手是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还要取决于有无各省之响应，从而迅速形成清廷无法逆转的瓦解之局。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其根本就在于它能足够迅速地（相对于清廷出动的打击力）发展为以省会为中心的各省起义，进而在省级层面夺取政权，在联省层面联合组织政府。为达此结果，借用黎元洪之类人物，以及转用既有之各省谘议局，都是因势利导的有效作法。

以上这种局面的形成，其感情与思想背景却是清末日益强化的“省区主义（provincialism）”。对此的自觉意识，革命党特别是同盟会领导层比起各省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来说，相差虽不甚远，但影响却甚大。这也就是他们在大多数独立省份中未能占据（更不要说稳据）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典型的例子就是黄兴的援鄂和孙中山的北上沪、宁。

革命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省域色彩。以黄兴为首的援鄂同盟会要人，多为湘人。如果顺应省区主义的潮流，推行各成员以原籍为基本活动地的战略，他们应早已在湘，至少武昌起义爆发后，也应先赴湘的；而且实际上除了黄兴外，其他在场的同志都更看重怎样迅速地在湖南“形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根据地”。可惜他们的行动太迟了：派出的援军不及赶到，脆弱的湖南革命党政权已被颠覆。黄兴则迫于鄂人之势力而屈居于黎之下，替人打头阵，最后兵败落荒而走。当然，黄之直接败因还在鄂人并不全力与第一线的湘军配合作战。（其背景是湘人为主的文学社和鄂人为主的共进会之间的矛盾冲突。）黄等湘籍革命党人的两头落空，恰恰说明了在普遍的、浓厚的省区主义氛围中，此际应首先把本省的事情办好，在本省能够站住脚，进可攻、退可守，然后才谈得上赴援他省（这本是在各省独立、自愿的基础上才能实施的行动）。民初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印证了这一点。

孙中山返华抵港后，不听胡汉民、廖仲恺等人留粤整军，以长江各省为战略掩护，养成实力，然后北上击破袁集团之切实明智的劝谏；以羞于返乡养兵，不必以武力争天下，当下要务是解决无政府状态、清、袁不足为虑等为由，拒绝了胡等人的献策。如前所言，同盟会领袖对清末分裂大势、清后瓦解之局本乏先见，故其战略始终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成功，而对在省区主义潮流中、以本省为基本单位割据立足再谋发展之客观要求、则几近盲目，故孙不留粤而北上与黄不赴湘而守鄂，同为弃根本而谋枝叶也。

客观上武昌起义不过是揭开了各省公开自立的序幕，使清末之省区主义浮上了台面。如果同盟会的领袖们留粤、湘建立根据地并密切配合，则与湖北、江浙可成鼎立之势，与西南、西北独立区域可互相呼应，就足以遏制袁集团；进可援友军、扫北庭，退可固守根据地、立于不败，前景能不看好？况且此前同盟会在国内并无可靠实力基础，而“乱世务边”又是新起弱者之正道：蔡锷不留京而于边省成其大事，吴禄贞离鄂赴京畿而轻败于北军，即其前例。早在1900年梁启超筹划勤王起义时就认为“未得广东，而大举进取，终是险著；洪秀全之事，其前车也”；此际非“秦汉之交、元明之季”豪杰“先取天下而靡烂之者”可比，必先“开府于粤”，从容处理内外事务，然后可以大有为也。可惜孙、黄等昧于大势，少知彼己，固难出实现新整合必需之长远良策。欲速则不达。当屡挫后孙不得不再回广东谋重新起步时，以往那种好形势却早已不复存在了。

独立各省的立宪派与地方实力派，其省区主义带有明显的省际权力斗争色彩。当时，湖北与江浙两集团正你来我往，争夺对(已独立区域)新政府的主导控制权。江浙集团摄于湖北首义之地位，急需借用革命党方面可以压倒黎的人物来支撑门面。起初他们想利用兵败转至下游的黄兴，但黄对此并不热衷，把江浙方面私封之“大元帅”位推还给黎。本来，江浙立宪派就以为“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故应“暂设临时政府，专为对待独立各省”[35]；而孙之北上，正好救了江浙派的急。结果，在客观上就破坏了原来还勉强保持着的长江中、下游两大集团间的平衡。进而，湖北集团（包括其中的原革命党部分人）在组织临时政府的后期还遭同盟会和江浙集团的疏远、排斥，所以积怨甚深，埋下了本来就倾向于袁世凯的他们后来完全站到袁一边的伏笔，南方两个最主要的反清集团的联合阵线也终于走上了瓦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