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辛亥之际的联邦主义 

虽然上文分析了种种对实现联邦主义不利的因素，但联邦主义毕竟在辛亥之际有着相当强烈之表现。

在各省立宪派、地方实力派中间，不乏明确主张联邦制并积极实践者。山东独立前夕，立宪派通过鲁抚向清廷明确提出宪定中国为联邦，承认一系列联邦甚至邦联性质的省权要求。以苏、浙二抚名义之联电号召独立各省“依照美国（独立建国时）第一次会议方法”，由“各省举代表”集议组织政府。江浙立宪派领袖之一的张謇，建议袁世凯依主张共和“十余省之舆论”及列强态度以“合众”、“定政体”。张还向袁内阁建议“政治则军政、外交咸统于中央，司法用美制，分中央与各省为两级。财政、民政各省自定”，等等。实际上，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组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制定，再到临时大总统的选举，共和政权的组织前期均是在联邦主义的有力影响下进行的。尽管这时的联邦主义还是不完全的、不彻底的，但它至少还是把清末各省反对清廷中央集权的省区主义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了。

奇怪的是，在革命党一方，不仅如宋教仁、章太炎等人积极主张“统一制”即单一制、集权制，而且回国前曾大力鼓吹用联邦制组织新国家、反对中央集权的孙中山，回国后也一反其初衷，闭口不再提及。以光复会要人为核心组织之中华民国联合会，则挑战当时最具联邦性质之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把联邦与共和说成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选择；还说什么联邦之趋势稍有偏差，就将酿成分裂。当时革命党虽然在个别省份掌握着一些权力，但就整个形势来说则仍处于边缘状态；即使后来的南京临时政府，也基本上是一个空架子，一个立宪派利用来与袁氏“统一”的工具。因此，联邦主义客观上主要是代表了各省新实力派、而不是实力仍很薄弱的革命党的利益。因此，后者疏远以至反对联邦制，也属情理中事吧！就是一些上层立宪派，也不过是利用联邦主义来收拢独立各省，以便实现袁氏为首的南北“统一”罢了。

辛亥之际的联邦主义还主要表现在制定临时宪法方面。起初独立各省产生过几部省级约法，特别是最早的鄂州约法。这些约法的联邦主义主要表现在其产生的事实本身；如果观其内容，其中却并无有关省权、以及省与中央之间权限划分之规定，尤其是如果拿后来联省自治时期省宪中明确的省权规定与之相比的话；而且，它对早先立宪运动中的权限划分诉求来说，还是一种倒退。

在全国性宪法的草创方面，起草鄂州约法的宋教仁与上海方面达成决定采用统一（即单一）制等的意见，在武昌代表会议中被否定，并随之产生了辛亥革命时期最重要的文献、带有浓厚联邦色彩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两湖方面、包括其它一些省的代表，在此会之前就已在联邦制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但这个大纲还不是完全的联邦宪法，比如它“于地方制度，付之厥如，徒沾沾于国家机关”。可关键性的缺陷还在于没有中央与各省之间的权限划分；而单单一个参议院是不易有效防止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复活的。与之相应的是，对美国联邦（准确说应是“邦联”，即各邦之联合）建国的模仿，似乎仅仅停留在各省代表会议和总统选举这些方面，而对美国共和制“之所以能够存在和长久延缓”所依赖的“联邦制度”的精髓即“实行主权分享”，却知之、行之几无。

辛亥革命之近代性所在，就是各省以和平协商、广泛联合、公正表决的方式组织全国性政府。辛亥各省独立之意，当时言者多仅以脱离满清称之，所谓“驱除鞑虏”者；如果真是这样，那它的近代性就要大打折扣了。关键在于；各省独立乃中华民国之原创，民国是建筑在独立各省联合基础上的。脱离满清，乃表面之易帜，根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才是其所彰之义：“革命的主要目标一直是推翻中央集权，它的方式本身就是反中央集权的。”这一方向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归宿，正是各省联合基础上的联邦型政体。它将把各省联合对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革命形式，转化为制度形式，从而在革命开辟的基础上，实现新的政治整合。

但是，正如上节提到过的，离心走向的省区主义左右下的各省间权力斗争，终于还是葬送了方兴未艾的联邦主义。前文已谈到江浙集团与湖北集团之间的问题；而同盟会主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又与这两方矛盾、冲突，致使南方阵营终至离析。这里面当然少不了袁氏所起的分化作用，但关键还在于独立各省除了在反清与省区主义方面一致外，并无多少其它相合之处，更不要说他们还很欠缺以新模式实现整合的愿望和能力了。不仅有江浙、湖北两集团站到了袁一边，而且同盟会主宰的南京临时政府，也决心要奉行中央集权。可是这种“集权”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南京政府实际上被江浙集团从财政等方面架空。刚回国以为“财政是我最后才考虑的问题”的孙中山，后来虽然“力图统一财政，但遭到地方势力的反对”；实业部长“张謇从中阻挠，叫嚷勿扰商”。南京政府“没有固定的财政来源，也不能控制其治下各省的财政……在军队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势下，同盟会即使要保持现有地位已属岌岌可危，更不要说北上与袁集团争锋了！

独立各省的互相呼应、彼此支援，是辛亥反清之役初胜的基本前提。可此后其联合程度却迅速衰减，内部矛盾与冲突也未能妥善化解与约束，结果大功未成而先已自乱。这是袁集团后来所以得志的基本原因之一。此前袁之寻求停战与和谈，不仅是为了养敌自重，逼清廷让位下台，也不仅因为缺乏列强的财政支持已无款再战[58]，而且也确由于他对起义一方没有胜算，对共和阵营的凝聚程度不摸底；况且，他自己的北洋军和北方地盘，也需要时间重新巩固。因此，关键还是在于共和阵营之不团结。尤其是在清廷下台后，独立各省之联合如果还要继续维持下去的话，其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要有一个新的共同敌人，这在当时只能是袁集团；否则，在各省自立、省区主义离心倾向非常强的局面下，联合就难以为继了。各省联合组建联邦政体的第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就这样失之交臂。

对同盟会来说，既然革命后由己方主导迅速恢复统一的愿望已幻灭，那就不应执拗于已不合时宜之初衷。实际上在辛亥之际，包括列强中的主流派，袁世凯，同盟会领袖，以及拥袁之立宪-地方实力派，最怕的都是独立各省坚持独立，从而使自己“统一”的现实需求或虚假目标难以实现。就袁氏来说，他所以对独立各省既打又拉，所以逼清室退位，所以赞成共和，无非是要建立以他为元首之统一。可以想见，如果袁不能如愿，他将宁可裂土而据，也绝不会甘心檄械让别人尤其是革命党去“统一”的。对现实主义的各省新实力派（包括少数同盟会都督掌握的省份）来说，推进“统一”也不能与保住自己的既得地位相冲突。

从客观形势来看，武昌起义后，统一（如果可能的话）对列强和袁集团更有利，对新地方实力派（包括革命党）则更不利。因为当时如果统一，就只可能统一于列强支持下的袁集团，而不可能统一于整合程度不高、又得不到列强承认的独立各省及其政府。所以对后者来说，即使要统一，也只能以联邦制甚至邦联制来进行，而坚决拒绝中央集权式的统一。否则，“于中国前途只有害而无利，南北又何必要调和？何必要统一？”（孙中山语）如此“既不能廓清全局，犹可支持偏隅，盖中央政权虽归袁氏掌握，而各省统治权仍在民军都督手中，莫如迅行结合，密约联盟，上规六国合纵之谋，下师德、美联邦之制”；“苟袁氏挑衅一都督，则同盟各省当群而攻”。实际上，此际也只有事实上的分裂——如果不得己的话，公开竖旗也在所不惜——才能有效地对抗列强和袁集团。

可是在1912年1、2月间，当美国记者对孙中山说“假如你们与北方协议把国家划分为二，每边各自建立一个政府，你们就会得到承认”时，孙却断然拒绝，并盲目地认为“所有的人都反对满清，都站在我们一边”，甚至否定北方有一个政府存在！这与他在世纪之初积极争取列强援助、以便在南方建立半壁共和国的努力，又何其截然不同！（几年后孙才明白：“分裂果佳事者，如病者之解腕，亦当为之。南北各得其所欲之政治，国家反因而强盛，未可知也。”）

袁“统一”之后，黄兴“认为为了加强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各省的实力人物应该‘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个人私利和名位，有时甚至要放弃他们负责的那个地方的利益。’”[66]他还以不“破国家统一之制”为由请辞南京留守职。出于相同的理由，袁世凯则以“破坏民国之统一”为由下令剿灭革命党；又以“拥兵跋扈，形同割据”，“貌袭联邦各制，以遂其破坏统一之狡谋”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

就同盟会-国民党内部来说，以孙中山为首的主战派估袁失之太轻，也看不到独立各省之间的凝聚力小，矛盾大，因而整体的实力小，马上战胜袁氏的可能性很小；以黄兴为代表的主和派则估袁失之太重，以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轻易地把革命绞杀，相反却小视了革命军（即使是在立宪派的掣肘下）的相当实力。这就间接地表明，无论是战是和，都不是当时正确的选择。既然如此，那么也许只有不战也不和的战略，才最有利于南京方面的利益——这样既不失现实之实力地位，也照顾到了仍为主流的大一统观念；因而既不会因战而冒孤注一掷之险，又不会因和而留半途而废之憾。但是政治上的不成熟所表现出来的对统一的急迫和对列强干涉的恐惧，使他们未能选择明智的拖延。如果说迅速实现整合的良好愿望反而使理想的整合迟迟难以真正实现，那么这就是非常值得记取的一例。

七、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周期中的位置 

袁正式代孙任临时大总统，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基本结束。这场革命固然有其超传统的新意义，但从其旧的一面来看，却只是中国历史周期的推转。它是上世纪太平天国等一系列农民大起义的继续（孙曾自称是“洪秀全第二”）——正像北洋集团是湘、淮集团的继续一样——而在客观上为袁氏代清（形式上是民国代清）打开了道路。在清末朝廷衰败、列强入主、汉族势力崛起形成之清帝国分而将崩、裂而将溃的基本格局中，革命党之反满事业，客观上顺应和推动了权力大规模地、迅速地从满清贵族手中转到汉族地方精英手中的大趋势；其反帝制争共和的斗争，又为各省实力派要求分权、抵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潮流打开了闸门。在革命中，革命党利用各省反满势力倒清，但终归被后者反利用来求自立、自主，就反映了这种深层的主客地位。

可以说，如果没有革命，袁氏之类人物的得志，将困难得多；很可能要等到各省脱离清廷之趋势加速，甚至各省立宪派和地方实力派自己闹起独立来，才会有可乘之机。革命以其新形式反倒成全了旧周期之延续，实在是人们始料不及的。袁之“统一”（1912年4月至1915年12月）徒有其名，就中国历史周期而言也属正常。曹氏代汉和朱氏代唐不也都未实现统一吗？

另一方面，列强对革命过程的影响也是强有力的。这一因素虽然带来了一些新的色彩，但就总的情况来看，却助成、强化了中国历史固有周期的延续。列强维持中国形式上“统一”的做法与清廷之寿终正寝，列强撒手不顾与清廷之束手于革命，列强的支持与袁氏上台等等，其间的高相关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清廷寿命的延长——在列强的支持下——使第二次大革命成为必要；而得不到列强的承认与支援，又是革命党人不得不让位于袁的主要外因。

统而言之，清末民初之际列强及其在中国之均势的存在，如果说在表面上、形式上似乎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统合性的话，那么从实质上、内容上的分析结果则恰恰相反。而当列强之间的均势动摇时就会发生的某一强国的独占性入侵（尤其是日本），虽然从表面上看极不利于中国的统一，其实却反倒大大激活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从而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整合。但无论是表面上的维持或实际上的吞并，列强的到来、与中国又一轮（长期）分裂时期的到来——二者的不期而遇，一方面加强了中国内部的离心倾向，使新的政治整合显得格外困难；另一方面，西方以联邦主义为代表的和平-联合-分权整合模式，却又为中国提供了能比以往更快、也更好地实现新整合的成功经验。辛亥革命就是实践这一新模式的第一次尝试。

（责任编辑：楚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