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两种统一模式与传统政制 

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早已残破不全的大一统皇朝终于彻底瓦解了。此时中国的重新整合，如果还是在中国历史周期的作用下按老的套路进行的话，那就意味着要推迟到几百年以后，实际上这就是听任中国在列强瓜分等灾难中沉沦。退一步说，即使能在列强的夹缝中幸免于难，按照传统的武力兼并方式部分的或整个的“统一”了的中国，那就将照旧处于非近代性的专制集权统治之下，到全面现代化又不知要被推迟多少年。因此，如果中国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新的整合，就必要摒弃传统的套路而采用学自西方的新模式，即以和平联合为主要手段实现整合，以法制分权体制维持整合，具体说，就是以联邦或类似的模式实现中国的新统一。

虽然在大一统格局瓦解前后中国人的整体意识大损，离心力超过了向心力，但除了边缘的非汉族聚居区如蒙古等地希望完全脱离中国以外，内地各省之“独立”则并无摆脱中国之意，至少在观念上是这样。大致从西周起，“统一”就成为全国性政权合法性（合天命、正统）的最基本条件之一。所以对中国人来说，要紧的不是应不应该统一、而是应由谁来统一的问题。换言之，这里“没有认同危机，而只有权威危机。”本来意义之独立是为了彻底脱离，而辛亥各省之“独立”如同以往的诸侯反叛一样，“主要考虑的是某一个时期的中央政权，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不能代表他们所了解的‘合法’或‘正统’两个观念”。所以，这种“独立”实际上是一统理念涵盖下的分立。这与西方之独立精神主导下的联合，恰成鲜明的对比。

更重要的是，除了旧的历史周期的主导作用之外，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新的因素也已出现。辛亥革命区别于旧式改朝换代“革命”的主要一点就是，它虽然仍旧重视由“谁”统一的问题，但同时也强调“怎样”统一（武力的还是和平的？兼并的还是联合的？）、以什么形式维持统一（帝制还是共和？专制还是民权？）的问题。这些又都集中在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坚决反对上，其结果就是对皇权专制主义大一统式统一的置疑或否定。因此，如果实现新模式的条件不够的话，其当然的选择就是宁可（至少在实践层面）搁置统一问题，留待将来，先割据求自存自立（进而有可能在自己的控制区内实验新的政制）；相反地，如果以统一为第一目的而不择手段，那就会不惜、甚至乐得以旧模式谋求统一，这样就必然会重演武力兼并、专制统治的旧戏。

虽然“独立”之目的多为“统一”，但分裂之大势却是已成之事实。此时唯一能立足的办法，无论对谁来说都是类似的：那就是首先成为割据者，自生自立自强，以待天时。自上世纪之维新运动始，就有先求一省自立，再求整体恢复之设想。辛亥前后的风云人物继承了这些思想。先割据，次联合，再建国——这正是新整合的一般历程。

这条新路也并非完全没有其本土渊源。虽然秦开始的统一都是逐一兼并至少所有当时中国范围内的列国而形成的，但三代（至少是商、西周）之统一则在仅仅打败（甚至不是消灭）原王国（及其少数追随者）之后就已完成；其它各国，则多是新王国取代旧王国过程中的同盟者。这基本上就是（一国主导下的）以联合各国为根本模式的统一。即使到了春秋时期，仍有诸如五伯联合诸侯“尊王攘夷”，即列国联合维系大局之作法盛行。这也许就是宋恕主张“除周后之弊，反秦前之治”，而孙中山为“再造中华”要“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的部分理由所在吧！

但以上这些联合毕竟还是封建等级式的，充斥着暴力的，僵硬呆滞、缺乏内在有机联系的。到了战国时期，衰败的三代之制已无回天之力；众强的崛起使以往那种一强为主、诸侯拥戴、重新整合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衰弱却无大过的周室，也使问鼎者很难名正言顺地取而代之。于是，列国只得在纵横捭阖的“不义战”中大吃小、强吞弱，直至最强同时也是最不义之戎秦将他们一一击灭为止，一种新的统一模式也随之而诞生。

到了清末民初之际，由于中国自身统一的需要和西方近代民主政制的影响，以及仍然存在着的传统惯性，就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统一-统治模式的竞争。但是旧帝国的灭亡基本上是寿终正寝的，旧模式并没有受到摧毁性的打击，而分裂瓦解初期存在的又是方兴未艾的离心运动。在这种格局中，各省地方势力之间的联合就只能多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权宜性的，只为一己之便的、甚至只是吞并对方的一种计谋。因此，联邦主义的中途而废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