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腐败催生更多海盗

1858年，历时两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终于结束，中英签订了天津条约，海盗问题被第一次写进了条约，主要内容为第19款及第52款。

天津条约第19款规定：“英国船只在中国辖下海洋，有被强窃抢劫者，地方官一经闻报，即应设法查追拿办，所有追得贼物，交领事官给还原主。”这其实规定了中国政府对缉拿海盗负有条约责任。

第52款则规定：“英国师船，别无他意，或因捕盗驶入中国，无论何口，一切买取食物、甜水，修理船只，地方官妥为照料。船上水师各官与中国官员平行相待。”这一条款十分关键。它意味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英国海军终于打着反海盗的名义，得以自由进出中国港口。

随后，在清廷与美国、法国、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匈帝国等签订的条约中，都同样列入了反海盗条款。在海盗的“带路”下，大清国海防对列强们大开门户，这是反海盗战争带给强国的巨大收益。

列强们的坚船利炮，能够征服庙堂之上的大清政府，却难以征服江湖之远的海盗。通商口岸的增加，反而在客观上为海盗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英国全权谈判代表额尔金（Elgin），在亲眼目睹了英国战舰追击中国海盗船后，却反省道：或许正是英国政府直接发放奖金的做法，刺激了英国人采取粗暴的手段，甚至逼良为娼、拥寇自肥，制造出更多的海盗。

香港的《德臣报》更是毫不客气地指责，海盗越剿越多，完全是英国人咎由自取：一方面是英国海军玩忽职守，剿匪治标不治本，留着海盗好发奖金；另一方面，港英当局贪图经济利益，滥发船照，一些海盗船也堂而皇之地领到了执照。他们更为尖锐地指出，英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无耻激励，正是导致海盗猖獗的根本原因之一。

同样的，美国也试图在中国大捞一把。他们在1854年发布法令，任何一名美国公民只要宣誓说他拥有一艘中国船，这艘船就可以获得美国领事馆颁发的执照，悬挂美国国旗。这也为海盗们提供了可乘之机，著名海盗阿朴（Apuk）的多艘船只就登记为美国船籍。不知道当这些悬挂着星条旗的海盗船对美国商船发起攻击时，美国人又作何感想？次年，美国驻上海领事向美国国务院投诉，在已经发出的14张商船执照中，只有2艘是真正为美国公民所持有，其它的都是挂靠的。领事馆坚决要求华盛顿立即取消这一制度。

英国首任驻华公使卜鲁斯（Frederick　Bruce）尖锐批评道，香港殖民地的惟利是图和急功近利，已经令香港成为海盗的大后方。在内外的巨大压力下，港英当局亡羊补牢，首先立法禁止为海盗提供任何形式的资助，《镇压海盗法》（The　Ordinance　for　the　Suppression　of　Piracy）于1868年开始实施，对资助海盗的行为、包括与海盗进行贸易，将处以5年以上10年以下的刑事劳役或流放，这一招有效地切断了海盗的补给。随后，港英当局开始禁止渔船携带武器，违反者将被处1年的监禁，以自卫为名、行抢劫之实的现象大为减少。

新一代的英国外交官们认为，要在远东建立反海盗的长效机制，根本还在于要壮大中国的海军力量。为此，在英国官方的积极策动下，清政府于1863年决心从英国进口一整支舰队，以对抗海盗和太平军，这就是著名的阿思本舰队。但因英国方面想攫取该舰队的完全指挥权，清政府在疑惧之下，中途放弃了该计划。这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舰队、也是中国的第一支现代化海军，就在政治的口水战中沉没。（请阅拙作《龙旗下的英国舰队》，本刊2008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