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港英当局的“无能”相反，海盗们却越来越“专业化”和“产业化”。他们从香港当地的中英商人们这里得到军火接济，也通过商人们销赃，甚至在商船队和政府机构内都安置了内线，刺探各类商业和军警情报，令官方防不胜防。

即使如此被动，英国政府依然“只扫自家门前雪”，将打击海盗的范围严格限制在香港海域及公海，如果海盗逃入中国海岸3海里内，根据当时的国际惯例，这就是中国的领海，英军便不再追击，而这也仍然被敏感的大清官员们，解读为对中英条约的冒犯和对中国主权的侵略。

1842年，港督璞鼎查（Henry　Pottinger）专程拜会了闽浙总督，商讨海盗问题。璞鼎查随后下令，除非海盗们当场攻击英国商船，英国海军不应主动攻击任何海盗嫌疑船。璞鼎查也向大清钦差大臣耆英保证，英国军舰将不会主动干预任何中国船只，这等于是公开宣布英国海军与中国海盗　“井水不犯河水”。

鸦片战争中，为抗英需要，清政府相信“兵民是胜利之本”，大搞人民战争，武器大量流落民间。这些“民兵”在战后成为海盗的最佳招募群体。战后的海盗活动，往往伴随着反英的民族情绪，十分棘手。

英国虽然明确了要当鸵鸟，但现实威胁却令各地的领事们纷纷请求军方出兵攻击海盗，中国地方官也多有所请。盛情之下，英军多次出动，抓获海盗后都引渡给中国官方。但英舰“卜罗否”号（Plover）在闽江上攻击海盗嫌疑船时，打死打伤了一些无辜者，一时物议沸腾。这令璞鼎查十分恼怒，他要求舰队司令柯克伦重申：除非英国船只当场受到袭击，否则英国海军不得对任何怀疑是海盗的船只采取任何行动。

在英军缩手后，海盗势力迅速膨胀起来。随后的三年内，大量的客船和货船被袭击，如果没有武装精良的外国船只同行，中国商人拒绝出海。1847年，当闽浙总督从台湾视察返回福州途中，居然也遭到海盗的袭击，经过激战，护航的水师战船抓获了60名海盗，其中40人被斩首。从此，中国方面对雇佣葡萄牙前海盗们护航更为积极。

随着英国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果实”消化妥当，其在远东的地位更趋巩固，对付中国海盗的态度也转趋积极。

1847年10月，英国内阁致信其远东舰队司令，明确表示，肃清中国东南地区的海盗，“不仅对英国的商业利益十分重要，而且对促进英中关系也十分重要。”　英国外长巴麦尊（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提出，应与中国官方建立定期的合作机制，中英合作对抗海盗问题，可以有助于推动两国的政治关系，并提高英国的尊严。

中国海盗问题，终于和马来群岛海盗问题一起，被纳入了皇家海军的任务之中。英国海军部提醒舰队司令，一定要与中国当局协同行动，并给予中国方面必要的协助，保障中国沿海贸易的正常。巴麦尊竭力主张在中国沿海保留一支小型舰队，由中国方面支付开支，专门协助中国对付海盗。海军部同意在中国驻守军舰，但坚决反对为此向中国要求补偿，因为那只会给中国官员增加一个腐败的机会，他们建议英国财政部要为此做好充分准备，“自费剿匪”。

英国海军一出击便捷报频传，其“侦察”号（Scout）军舰战功卓著：第一仗抓获了82名海盗，其中包括海盗头子林堪（音译，　Lin　kan）；第二仗抓获了6艘沙船和85名海盗；第三仗则抓获了2只海盗船和36名海盗，当时这群海盗正要伏击厦门的运糖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