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虽然“积贫积弱”、“冗官冗兵”，但是确实没有发生象东汉以及唐代末年那样的军阀割据局面。因此这套将中央军、野战军和地方军完全分开的制度被认为有效，而被后世统治者继承。北方的辽朝将全国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子都划为“五京乡丁”的军籍，定期轮换征发作为五京（上京，今内蒙通辽；东京，今辽宁辽阳；中京，今河北平泉；西京，今山西大同；南京，今北京）以及全国各州地方军，承担治安巡逻和官府劳役，据说总数达到110万多人。金朝也在全国各要地设置了80多个“总管府”、节镇、防御州，部署地方驻屯军，而其余的州府只有治安军。
　　
　　元代由于没有北方边防压力，主要军力用于维持内地的统治秩序，不再严格区分中央军、机动野战军和地方军。部署在地方的野战军（号为镇戍军）相当多。后人估计元代部署在北京地区的中央军集群总数约有25万人，而又沿长江线部署了25万野战军，在其他一些重要的战略要地部署的军队总数也约有10万。在普通的地方州府并不部署军队，仅设巡检司，征发当地百姓充当弓兵，担任巡逻治安。
　　
　　明初沿袭了元代的制度，在各战略要地设置卫所，部署军队。在内地基本的部署是沿长江、运河、沿海、沅水一线展开，并在各交通要道、战略要地也设置卫所。而在其余的府州县并不部署军队。在明朝建国约百年后，逐渐感受到治安的压力，要求在各地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上文已经提到，1489年的“佥民壮法”，要求各府州县都从民间征发带有民兵性质的“民壮”,加以一定训练后，作为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但只是由当地政府指挥，并不纳入军队体系。1543年重新明确民壮的数额：大州大县1000名，普通州县700名，小州小县500名。仍然只是武装警察的性质，与当地的驻军没有任何指挥上的联系。
　　
　　明末发生空前规模的农民大起义，而且起义军往往采取流动作战方式，奔袭没有朝廷正规驻军的地方，当尾追不舍的明朝廷野战军被逐渐拖垮后再进行会战，打败官军。后来乘机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认真吸取了这个教训，再次将军队明确区分为中央军、机动野战军，以及地方军两大类。赋予中央军、机动野战军任务的当然是清朝统治者嫡系的八旗军队，以集中部署为原则，除集中于北京地区的“禁旅八旗”近20万人以外，在各地的“驻防八旗”总数也有10万之多。这些驻防八旗军队主要沿原明长城、黄河、长江、运河、东南沿海这5条路线，集中部署在各重点城市。长城线以绥远、宁夏为两大枢纽，各设将军（都统），具有监视、威慑蒙古各部的战略意图。黄河线以西安为战略重点，设将军，并驻防八旗近万，具有西北方向战略后备集群的意义。长江线具有监视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战略目的，在江宁（今南京）、荆州两地驻防的八旗兵总数超过万人，各设置将军，作为两大战略枢纽。运河线是朝廷的主要的供应线，元明时代已是驻防重点，但清朝所部署的兵力并不很多，仅在杭州设将军，部署3000驻防八旗。东南沿海线在广州、福州各设将军，并授命得以节制两地水师，是水陆两军总指挥。不过部署的八旗兵力不多，两地各有几千人，总兵力没有长江线部署的八旗多。明显表现出驻防八旗的主要目的是镇压内地有可能发生的反清暴动。
　　
　　按照清朝统治者的设想，驻防八旗应成为各地机动野战军，而对于面上的控制依靠为数众多、但分散驻守的绿营兵。全国绿营兵的总兵力长期维持在60万人左右，全部分散驻守在各个州县，平均每一两个州县就有1个营的绿营驻军，营以下又分汛防守，通常全营分散到十多个塘汛，只能起到对付治安案件的警察作用，遇到大规模的骚乱，就要报请上级，调动集中掌握在总兵、提督的“协”,或本省巡抚，总督处的“标”那几个营。协、标也只有两三个营的兵力，和驻防八旗相比，也形成不了太大的威胁。在发生大规模地方骚动的情况下，假设地方绿营兵不足以应付时，给予决定性打击的力量可以来自驻防八旗。但是这一战略构想在清初不久就显示出其脆弱性，八旗兵战斗力随着进城享乐而迅速降低，根本就实现不了预想的机动野战军作用，能应付防守驻防城市已属不易。最后只能依靠从各地抽调绿营兵来临时组编野战军。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带来反应时间太慢、临时组编的军队战斗力不强，尤其是被抽调的地方军队实力薄弱、容易成为内地起义军下一轮作战目标的致命弱点。在清初应付边境问题时，这一弱点还不至于导致全面的失败，但到清中期镇压白莲教起义时，这一弱点已是暴露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