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任人唯贤，量才任职的用人方针

　　（1）任人唯贤。选贤任能是诸葛亮用人的根本原则。他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用人不拘一格，不论资排辈，不计门第出身。蜀汉官员不出自一个地区，一个派别，而是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割据集团。既有荆楚人士蒋琬、董允、宗预，又有蜀地人士李恢、马忠、王连；既有刘备的部属，又有刘表的部属；既有刘璋的旧部李邵，又有外部投靠来的姜维。可谓五湖四海。用人不看出身门第，不分派别。攻下益州后，当时的益州聚集了三个集团的人物（益州、荆州和跟随刘备征战过来的），费?t、董允是荆楚人士，诸葛亮发现他们“志虑忠纯”便委以重任。来敏是“荆楚名族，东宫旧臣”，诸葛亮为团结笼络荆楚人士，予以重用。王连是益州刘璋的心腹重臣，刘备攻打成都时，王连闭门不降，诸葛亮认为王连有才干，正直，委以司盐校尉。

　　用人不论资排辈，敢于破格提拔。太守李严属下的功曹杨洪，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时，曾急书成都发兵相助。诸葛亮问杨洪，杨洪回答说：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诸葛亮发现杨洪很有见识，让他当蜀郡太守。杨洪门下何祗，“少贫寒”、“有才策功于”，被升为广汉太守。李严、杨洪、何祗原本职位相差很大，后来同为太守，足以看出诸葛亮用人唯才是举，不论资排辈。

　　（2）量才任职。能职相称是诸葛亮用人的又一根本原则。他认为人的能力有大小高低，用人得当就是按人的品德高低、能力大小给予不同的职位。在《将苑·将器》篇中，诸葛亮将人才分为六个层次：“夫将之器大小不同，若能察其奸，伺其祸，为之众服，此十夫之将；夙兴夜寐，言词密察，此百夭之将；直而有虑，勇而能斗，此千夫之将；外貌恒恒，中请烈烈，知人勤劳，恤人饥寒，此万人之将；近贤进能，日慎一日，诚信宽大，闲于理乱，此十万人之将；仁爱洽于下，信义服邻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悉人事，四海之内视为室家，此天下之将不可敌也。”他认为，能力不同的人要放在不同的岗位上。

　　（3）用人所长。在用人中，诸葛亮还做到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使人尽其才。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才各有其特点。有的善于宏观控制，有的长于微观管理；有的人能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有的人能冲锋陷阵，擒敌首于须臾之间。善于用人就是让各得其所。诸葛亮深谙这一点，曾指出：“老子长于养性而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功取，不可以广众。于肾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名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长于命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求者也。”《诸葛亮集·论诸子》明确的指出这是“任长之术”。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也的确做到扬长避短用人才。勇猛善战的魏延，性格高做，不善团结，不坚定，诸葛亮用其骁勇升为征西大将军，进封南郑侯。才干出众、足智多谋的杨仪，性格狷狭，诸葛亮惜其才能，任用为长史。并在两人中巧妙的周旋，协调，使两人均为蜀做出了贡献。诸葛亮深知魏延的弱点，料自己去世后他必闹事，临终前作了周密的安排，使魏延的一意孤行未给蜀军造成大的损失。

　　（4）信赏必罚。赏和罚是人才激励的两种手段，这两个手段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始终坚持“信赏必罚”，“法令明，赏罚信的原则”，赏罚不避亲仇，一视同仁。他多次告诫属僚，“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依法量功定罪，执法严明。蜀人杨洪、何祗资历浅，没根基，但有才能有功绩，被提拔重用。马谡、李严、廖立皆是他喜爱的亲信。后马谡困失街亭被斩；李严、廖立因违法乱纪被罢官，流放到边远地区务农。刘封是刘备的养子，副军将军，骁勇刚猛，但为人自私狭隘，目空一切。在关羽出兵北上包围樊城襄阳之日，关羽传呼派兵增援，刘封却以“山郡初附”为借口而不去增援，致使关羽被害。后又与孟达忿争不和，逼孟达投降了曹魏，诸葛亮劝先主除之，为蜀汉除了一害。因此，当时蜀人张裔称赞他“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三国志》卷四一《张裔传》）。《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尽管与诸葛亮有辱父之仇（其父因触犯法律，被诸葛亮处以凳刑）依然评价其“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元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抬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