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后，我于1954年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留任副院长。记得在学院工作期间，有次我向刘帅请教一个问题，即能否把挺进大别山作为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帅沉思了一下，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接着，他突然问我：“你看小平同志没有上过军事学校，为什么打仗决心那么正确？”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下子被问住了。我想起与小平同志的短暂接触中自己所受到的教益，想起跟二野同志一起学习时常听他们讲到的，——小平和伯承同志是一对团结战斗的楷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密切配合，亲密无间，就像一个人一样。二野打仗最困难的时候，常常是小平同志下决心，伯承同志具体组织。小平同志平时话不多，不大开玩笑，但决心坚定，不会轻易改变。于是我就对刘帅说，可能是小平同志了解上级的意图、当面的敌情和自己的部队吧。刘帅颔首表示同意，并说道：“关键在于小平同志在实践中掌握了军事辩证法，因此善于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断，这是最重要的啊！”

　　二

　　“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平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离开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那时，我也被“造反派”关起来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恢复了工作，到武汉军区当副司令员，但随即在葛洲坝工程搞了两年，从1973年起重新接触军队工作。看到部队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些非常好的制度、传统和作风丢掉了，训练也很少有人抓了；军政素质下降的情况，内心感到非常焦急和忧虑。就在这时，小平同志出任军委领导职务，明确提出“军队要整顿”，“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小平同志的指示抓住了整军治军的关键环节，使我们这些同志的精神为之一振。有了小平同志的支持，大家把训练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大办教导队，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有力地推动了部队各项工作的协调发展。

　　1975年7月，我接到军委的通知，来北京后，粟裕同志代表军委与我谈了话。他说军委决定我到总后勤部工作。我感到很突然，表示自己没有做过后勤工作，怕做不好。粟裕同志讲，这次工作调动是小平同志点的将。因为现代条件下作战，后勤问题越来越重要了，你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到总后正可以发挥你的长处。他还介绍了当时周恩来总理病重、毛泽东主席批评“四人帮”以及“四人帮”加紧夺权的政治形势，我表示在小平同志领导下，一定要干好工作，同时也对时局深感忧虑。果然，我到总后勤部工作不久，“四人帮”就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小平同志领导的各项整顿被迫中断，形势发生了逆转。在这期间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看到了小平同志，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坚毅。我问他身体好吗？他说，还好。我说，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平同志沉思着，没有吭声。我想，他一定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

　　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一段曲折，小平同志终于重新主持军委工作，大家都由衷地高兴，感到我们军队有了希望。十年动乱，对军队的破坏太大了。总后勤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的工作一度阻力重重，进展缓慢。针对这一情况，1977年底我曾写信向小平同志请示，建议在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同时，解决林彪反革命集团遗留的问题。小平同志马上打电话给我，表示同意所提建议，第二天又作出重要批示：“我已电话答复同意。总后多年来一直解决不了问题，不再这样办，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建立一个较好的班子，都不可能”。小平同志的批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总后系统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关键，是对总后党委工作的有力支持。我们按照小平同志的批示精神狠抓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工作，使总后的形势很快有了明显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