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离昭陵

　　一个严肃的问题是—这些石雕马匹究竟是如何从皇帝的陵墓及中国偷运出去的？由于当年留下的资料很少，仅有的几种说法要么语焉不详，要么自相矛盾，将近一个世纪过去，还是一个谜。

　　宾大博物馆曾办过一份历史悠久的杂志《博物馆》，那是一份季刊，现在改名为《探索》。关于唐代石马的第一篇文章就发表在1918年的最后一期上，但“唐马”究竟是如何来到美国的？文章里却并没有讲明。随着时间的流逝，博物馆里封存着的若干当初不为人知的线索才逐渐浮出水面。

　　1921年6月，一个叫保尔·马隆(Paul Mallon)的商人从巴黎写信给博物馆，请求与《探索》杂志联系。他说：“你们想知道复原这些著名骏马历史的细节吗，相信是精彩的。”他继续写道：“1912年，格罗斯金(Grosjen)先生试图从北京获得这些马匹并派遣一个叫加棱兹(Galenzi)的人，去察看这些石块，书面指示尽快以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把石马弄走。1913年，这些石马从皇陵被搬走；不幸的是，运送的人被农民袭击，宝贵的残存物摔下了山崖，碎片被没收充公，于1917年被移送到西安府博物馆。”他补充着：“我特别胜任给你们提供情报，我想通过格罗斯金先生的中间人，谋求一笔大的款项来解决石马被没收的后事。”

　　保尔·马隆的帐户与当时中国最大的文物贩子卢芹斋后来提供的正是同一个帐户。卢后来声称：“这批货物是1912年被一个外国人从皇陵窃取的。在搬运这些沉重的石块时被人发现，并被没收充公，后来由陕西省的官员接收。1915年，当时的总统袁世凯要求地方以公务名义将其运到北京；几个月后，他们便通过另一个人卖给了我们。此事绝对的合法。这些石马实际上是被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卖掉了。”

　　然而，故事似乎还有另一个版本。在这个版本中，最先将石马运离昭陵的却是中国人自己。在一本1918年出版的旧杂志上，一篇晚近才发现的佚文更进一步显示了事情的由头：辛亥革命之后，一名军人张云山得到了两匹石马并搬运到旧的政府衙门。当时它们已经破损严重。张云山在1912年至1914之间在陕西省任师长，他把石马交给了当时的陕西督军陆建章，在陆的允许下，马后来被送到北京。了解情况的人都认为他们一定是送给了袁世凯。

　　北京琉璃厂的陈崇元在《文物话春秋》一书里还提到，一个在北京的中国文物贩子赵鹤舫也卷入了盗卖石马事件。赵通过古玩古物的买卖结识了袁世凯的三公子袁克文。赵向袁克文建议，能弄到一些精彩的石头和大石块来装饰“袁家花园”，为当时袁世凯想当皇帝的企图助力。借助袁家提供的特别关照，两匹石马离开西安运送到了北京而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乔治·B·戈登，当时的宾大博物馆馆长。当他1918年在纽约大都会艺术馆的仓库里见到这两匹石马时，它们到美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似乎两匹石马从北京用船运出是在1916年至1917年之间。这样看来，整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缺口是，究竟是谁把石马卖给了卢芹斋？卢所谓的“通过另一个人最高的权力者”究竟是谁？是在利用袁世凯作幌子掩盖他自己盗卖的行径吗？谁是卢在提及“最高权力者”时所指向的目标？这些疑点仍然不能确定。

　　在宾大博物馆行政秘书大卫·格劳诺维写于1917年7月2日的一封信上，提到了弗兰克·卡诺(Frank Caro)，卢芹斋在纽约的继任者。信上引述卡诺的话说，唐马被地方政府送到卢的手里，是为了增加金钱去修建学校。以上种种线索都表明，卢芹斋与当时在中国执政的国民党政府里的一个重要人物有密切的联系。这个特殊的关系网可以帮助卢和他的洋行在国外卖出许多重要的中国工艺艺术文物而避免竞争或麻烦。可究竟是谁在幕后操纵贩卖“唐马”？一直是个谜团，世界仍然在等待着答案。

　　如果没有对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的叙述，这一调查将是不完整的。毕士博是宾大博物馆远东艺术方面的馆长助理，1914年至1918间在任。任期内他曾4次到中国，希望亲自去西北的考古地点，虽然没有成功，但在1917年10月，他参观了当时的陕西省图书馆，并研究了保留在那里的剩下的四匹石马。

　　上世纪50年代，劫后余留的四匹石马被挪到了西安的碑林博物馆并一直到现在。在展厅里的介绍语上，毕士博和宾大博物馆被称为“文化窃贼”。然而意味深长的是，毕士博1917年11月间在中国的这一时间，其实是在石马被送到去费城的路上之前。博物馆档案里也的确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把石马从昭陵和中国偷运出来这一过程与毕士博或宾大博物馆有关。

    来到费城

　　那么，两骏最终又是如何被宾大博物馆获得？这一问题为许多人问起，甚至一些人还直接写信给博物馆询问。散见于博物馆档案里的各种往来信件等资料进一步给出了回答。

　　1918年3月9日，戈登在纽约第一次见到这两匹石马后，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立即给卢芹斋和物主来远公司写信。在这封写于1918年3月13日的信里，戈登写道：“你的助理带我到大都会收藏所并向我展示了两匹石雕马。我高兴地看到这些著名的雕刻品，那是我几次到这个国家所了解到的。我反复考虑，什么是对于博物馆来说最好的购买方式，并且与我的同事们一道商量购买它们的可能性。”

　　在随后的月份里，他们一致集中在有关博物馆浮雕的叙述—如相片、模型、展览计划和设计等这些话题上。4月19日，戈登正式向博物馆董事会提出了报告。5月7日，石马被用专门的货车运到了博物馆。

　　就在戈登克服困难获得银行贷款以便稳妥购买时，卢芹斋给宾大博物馆发了一封紧急信件，提出所谓“较次要的事情”，说波士顿的一家博物馆收受了一大笔捐赠，准备用于购买石马。这封信当即震惊了宾大博物馆，促使董事会作出紧急决定，授权拍卖竞买这两匹石马的金额增加到15万美元，并与卢达成协议，“购买存放在大学博物馆的神圣的中国石马，总金额为15万美元。双方一致同意，今后不再与任何其他人和社会团体就上述著名石马作商讨。”

　　在其后两年里，卢芹斋曾写过许多催促安排付款的信，博物馆也竭全力筹措资金，但没有成效。直到1920年11月才出现转机，一位费城的慈善家和董事会成员向博物馆首批捐助了5万美元，之后又增加到15万美元，以购买这两匹石马。经过3次付款后，这项购买工作才得以真正完成。开始于3年前对这两件浮雕的购买，圆满地结束了。一块有“埃利基·R·约翰逊先生捐赠”字样的荣誉标牌现在还放置在该浮雕的下面。

　　与上述通信相应，有关获得两匹马雕的谈判和各项手续，都在美国的纽约和费城两地悄悄进行着。实际上，宾大博物馆全体人员当初都参与到了购买这两匹石马的工作中来，所有的手续都是标准化的业务，如同其他西方博物馆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所谓“黄金时代”购买成千上万件藏品所履行的手续那样。

　　“两骏”一去，就是整整90年。如果说刻在石头上、有名字的它们也是有生命的，那么在身躯已碎、离开主人和故土后的它们的心里究竟会怎么想呢？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们能知道的是，“六骏”无法相聚的事实，已成众多国人心头的一大难言之痛。虽经数次努力，“两骏”回国的愿望仍然遥遥无期，只有它们在宾大博物馆得到悉心照料、使前去参观的人们在中国本土之外也能感受到中华文化这一事实，令人在扼腕之余心存些许安慰。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