袅袅茶汽在博古架前缭绕，就仿佛盘绕腾空的一个个飘渺的问号。

在首都博物馆附近的一家茶舍，与民间陶瓷研究者洪作稼先生已经倾谈了两个多小时，听他讲述一段对“元青花”从初识到痴迷，从追寻到质疑的漫长过程。

“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现了陶瓷热，那时候用担子担着‘老瓷器’来赶早市卖的人很多，有些是从乡下人家收来的，也有些就是‘地下工厂’做旧做出来的，有时10块一对儿这么吆喝。”他用手比划了一个大瓶的样子，“这里面很难淘到好东西的，我上手的好东西基本都在英国。”

英国，或者说欧洲从18世纪开始就对中国所产的瓷器爱到了痴迷的程度，千方百计搞走了很多珍品，一方面藏起来，一方面也进行研究。洪作稼解释说，在英国，有气氛很好的古董市场，也有大英博物馆和大维德博物馆这样对稀世珍品的公开展出。

“那时候，我也就知道‘元青花’不久，因为‘元青花’这个定义是在1950年以后才被世界普遍认可的，后来中国发生特殊状况，谈不上有什么陶瓷研究环境。”他回忆起在国外上百次地进博物馆观察同一件藏品的经历，“我真是细到要看清一件器物上的每一笔每一画，还有它是不是有什么特征啊，‘胎记’什么的。”

“大维德那件著名的元青花标准器你们知道吧，我几百次地去看它，看着看着就觉得它不对了。”

搞收藏鉴赏的人如果说“不对了”，通常就是说一件东西不真，或者有什么疑问。的确，洪作稼对元青花产生的疑问，正是从大维德博物馆所藏的这两只被世界公认为是元青花标准器的“云龙纹象耳瓶”开始的。所谓标准器，意味着以它为标准去衡量、判定其他的同类。元青花不足百年来在这个世界上所搅起的巨大漩涡都是从这两只大瓶而来。

故事还要从一位收藏和研究中国古陶瓷的英国人珀西瓦尔·大维德爵士说起，据洪作稼介绍，他已经从多方面查询和收集这位收藏家的生平资料，用以研究西方人对于中国陶瓷的鉴赏学和历史影响。

在他收集的资料中表明，大维德曾数次到中国寻宝，通过中国某银行购得大批清宫藏瓷，并在各地古玩行大量收购各种古董，这就是今天大维德中国艺术馆的馆藏基础。这次搜宝大行动让大维德更加热爱中国古瓷器，此后他结识了中国福建旅英华侨吴赉熙，当得知吴的手中有两只元代青花大瓶，他便欣然买了下来。这两只大瓶据吴赉熙所说是来自北京智化寺的寺藏之物，不过琉璃厂的古董商们都拒绝收售。瓶子颈口的几行落款非常特别，这数行青料写就的“供养款”可不同于一般的青花纹饰，很可能是大瓶的订制者为向神明供奉的器物而签的款识。

“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在这5行62字的落款中，包括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至正十一年”，这是中国元代末期的一个年号，也正是这位至正皇帝，强大的王朝在他手中消耗殆尽

为什么古董商不肯收这两只大瓶呢，问题正出在落款上。“元无青花，此乃国史之定论也”。原来，传统的古董商怎么都不肯相信这种书写了“至正十一年”款识的大瓶真是元代之物。吴赉熙后将其带到英国，就这样两只大瓶也加入了大维德的收藏。

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见到了这批藏品，对于这位著名的中国古陶瓷研究者来讲，远没有中国古董商的窠臼之绊，当他辨认出大瓶颈部的纪年款，立即兴奋地在一家名为《老家具》的杂志上公布了自己的发现，文章标题就是《明以前的青花瓷》，不过文章并没有立即引起学术界或者收藏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