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兰州到临洮还没有通汽车,安特生只得雇了一匹马,独自沿洮河河谷南下,边走边进行考察。
当安特生走到了临洮县城以南十公里的马家窑村时,他突然被洮河西岸边一座红色的小山包吸引住了:山包周围到处散落着破碎的陶片。
在仔细研究后,安特生发现陶片上的彩绘图案与仰韶文化的图案完全不同,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于是安特生决定留下来在这里进行发掘。
马家窑出土的彩陶显示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化类型,器形精美多姿,纹饰以黑彩为主,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这种用曲线勾勒的图案,犹如河水的漩涡和浪花,给人以强烈的动感。
与仰韶文化相比,马家窑的彩陶显得更加精美、制作工艺也显得更加复杂。不但陶胎很薄,陶器光滑的表面也经过了精心的打磨抛光。彩绘的手法十分纯熟,线条精细流畅,构图严谨对称,风格典雅华丽。
这些彩陶虽然带有无法抹去的原始痕迹,烧制技术与纹饰符号都十分稚拙。但是在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能在生产力极低的原始条件下制作出具有非凡审美意义的彩陶,不能不使人觉得不可思议。
从仰韶文化中那些写实而生动的动、植物花纹中,我们仿佛能穿越时空,看见我们祖先所能看见的世界;从马家窑文化所展现出的抽象而规整的纹饰中,我们又不得不惊叹于原始先民超凡的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无怪乎安特生以及他身后的无数探索者都会对彩陶如此痴迷。
在先后发现了仰韶遗址和马家窑遗址之后,兴奋的安特生试图进一步寻找中国彩陶的起源之谜,于是他又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在甘肃、青海进行了多次发掘,又发现了大量不同类型的彩陶。
然而,随着发现的彩陶种类越来越多,安特生也开始变得越来越迷惑,彩陶的图案已经不仅仅是几何漩涡状的和一些可以辨认的动物形象了,很多图形变得越来越难以解读。
很多迹象表明,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类型非常复杂。仅马家窑文化就演变出了几种不同的类型,那么,它们跟仰韶文化的彩陶相比,谁的年代更早些呢?
其实,连安特生自己也还没有完全理清发现之旅中遇到的线索。他原本是想沿黄河西行,寻找比河南仰韶的彩陶更早的文化,以证明彩陶由西传入中原的猜测。但是在甘肃发现的大部分彩陶又分明从制陶工艺到纹饰的精美程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仰韶彩陶。
1926年,在与北洋政府协商后,安特生带着发现的彩陶离开了中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建立了远东博物馆,并荣膺馆长。但是直到离开中国,他依然没有找到中国彩陶起源的确切答案。
安特生离开中国后,历史的迷雾继续笼罩着刚刚起步的中国考古学界,对新石器时期的研究和探索令他们困惑迷茫,但是广袤的土地以及那深埋在地下的秘密也只是暂时沉睡着,等待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子孙后代去揭示它的答案。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一批又一批中国学者一直在不停顿的探求着。学者们多次考察了仰韶、马家窑等地的史前文化遗址,随着新的考古证据不断被发现,答案越来越清晰了。
1957年,考古工作者对安特生曾发掘过的遗址进行了地层分析,发现马家窑文化叠压在仰韶文化的地层之上。这证明了仰韶文化的年代要早于马家窑文化,它们之间相隔近两千年,彩陶西来的说法并不确切。
如果说仰韶文化还只是彩陶的雏形阶段,那么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则显示出了更加成熟的风采。其制作技艺,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华史前文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对中国彩陶艺术鼎盛期的判断不仅仅来自于彩陶工艺的飞速发展和纹饰图案的日臻精美,更重要的是这些发展到顶峰的彩陶背后,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
学者们在对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进行了比较之后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早期仰韶文化类型的彩陶大多出土在与人类生活有关的遗址中,它使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远古人类的社会生活形态,而马家窑文化类型的彩陶却大多都出土于墓葬之中,在地下世界陪伴着它们的主人。
与仰韶彩陶上的一些动、植物图案相比,马家窑文化晚期的彩陶图案则完全变成了一个诡异、神秘的世界。这些彩陶上大多都画着一些挥动着肢爪的怪物,这些张牙舞爪的形象是鬼怪呢?还是神明?
大量的彩陶陪葬品不论在器形上还是在花纹的满密程度上都显示出,彩陶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再只是充当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物了。可是,它们在漆黑的墓穴中又总是被摆放在特定的位置,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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