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也有专家认为，如果克拉克瓷的产地真的是在平和，那么，窑址就理应成为重要的证据。而在四百多年前，10万余件克拉克瓷的生产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此之多的瓷器生产，背后一定蕴藏有一个规模巨大的窑群。而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发现的几个古代窑址，显然并不足以产出如此之多的陶瓷精品。

可时隔数百年后的今天，那些曾经兴旺一时的窑厂早已不复存在。此时，令专家苦恼的是：如何找出那些古代瓷窑的具体位置呢？

与此同时，一海之隔的日本，坐落在九州岛西部的有田窑业，也把目光投到了平和。

有田窑业是日本陶瓷业的开创者之一。从公元1610年起，在学习吸收中国及韩国先进制陶工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本土化的风格。这期间，有田窑业曾一度以仿制中国产品为主，特别是克拉克瓷。因此，日本陶瓷界对克拉克瓷产地同样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于是，在叶文程等人的努力协调下，公元1992年2月，一支由中日两国专家组成的考古队迅速成立，他们决定：即刻开始对平和窑遗址进行勘察。

根据中方专家提出的建议，此次考古工作仍然将考查的重点放在了南胜和五寨两个地区，考古队要在这片区域里探寻当年窑厂的踪迹。就在考察活动开始后不久，考古人员就在当地一些农民的帮助之下采集到许多的瓷器碎片。

循着当地老百姓指引的方向，考古队在平和的山野间展开了细致的搜索。从1994年11月到1998年的6月期间，他们先后在平和县境内陆续展开了三次大型的开掘行动，在一些山坡上的土壤里发现了大量的瓷片。经过勘察，证实多处是古代窑址。这一结果让考古队喜出望外，但令人痛心的是，这些窑址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

尽管如此，在考古人员的辛苦努力之下，南胜华仔楼窑址、田坑窑址、五寨乡的洞口窑址等100多个窑址还是被陆续发掘出来。

经过考古人员几年的努力，曾经震惊西方世界的克拉克瓷终于显露出它神秘背后的光彩。山野迷雾中的十里长窑露出了头角，克拉克瓷在经历了近四百年的漂泊后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家乡。

如今，在原平和县城所在地九峰镇的东郊，有一处被当地人称为“江西坟”的山岗，这里埋葬的都是自平和设县以来，从江西移民到这里的先人。而在距离坟岗的不远处，就是平和窑的古窑址。

通过对古窑址中采集的陶瓷标本进行研究，考古人员发现：尽管平和窑瓷器的胎釉有别于其它窑口，但其模印或刻划技法、构图与景德镇窑产品如出一辙，这也是它长期被混淆为景德镇瓷的原因。

在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产自平和窑的瓷器中，造型包括盘、碗、香盒等等，都与景德镇的陶瓷造型基本一致。从装饰花纹上看基本相同，绘画风格也相差不大。但考古人员经过长期的研究之后，最终确定了两者的区别。

作为千年瓷都的景德镇，在取土开始的流程一直到烧窑和施釉的方法上早已形成了完备的技术技巧，烧制出来的瓷器饰纹细致、外观精美。而初生的平和窑只能在相对简易的窑厂中生产，无论材质和制作流程以及工艺都根本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因此，两种产品的区别还是显而易见的。

叶文程在对景德镇和平和的陶瓷进行深入的辨析之后，认为两者存在典型的传承关系，景德镇的制瓷技术是第一代，平和应该是第二代，无论从形制、工艺和图案上，后者都略显不足，这些特征就是区分平和陶瓷和景德镇陶瓷的根本所在。

和大部分窑口一样，平和窑的瓷器上施满釉，釉色多以红色为主，绿色、蓝色、黑色为辅。在发现的瓷器标本上，许多都存在不规则的脱釉现象。叶文程认为：这是由于二次烧成的过程中温度不够造成的。

军持来源于国外，大约在隋唐时期传入我国，从此长盛不衰。史书记载：唐代至清代，中国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窑口都有持续的生产，而且品种丰富。

这个军持腹部鼓圆，颈部粗短直上，流尖圆滑，被视为克拉克瓷的上品之一。然而，在它的底部，考古人员看到了粗砂。

在其它形制的平和窑产品中，考古人员也同样发现带有粗沙的现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原来，在陶厂，一般的瓷器底部都会施釉，为了防止烧窑的过程中，色釉与窑底的灰土粘连在一起，工匠们常常在瓷器的底部垫一些沙砾，陶瓷烧成之后，这些沙砾往往会自动脱离瓷器底部。而在平和窑中生产的克拉克瓷，这些沙砾并没有脱落，而是粘连在瓷器的底部，形成了平和窑瓷器的这个重要特征，名叫沙足底。

平和窑遗址群的发现，解开了困扰学术界多年的克拉克瓷的产地之谜，被国际陶瓷学界视为是世纪之交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这次中日联合考古的所取得的成就，一方面使原本就享誉世界的克拉克瓷更加地声名远播，并促发了一种被称为素三彩瓷器的考古研究。

然而，正是这些产于中国的瓷器在国内却极为罕见，这不免引起了考古人员的疑惑。数百年前，克拉克瓷是从哪里被输送出去？又将被运往何处呢？在远离故乡的岁月里，那些瓷器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责任编辑：彩瓷飘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