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故的当代知名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史树青，与启功、徐邦达、杨仁恺被称为我国权威四大鉴定专家。一件文物，到了他手中，过目即知真伪，他被称为鉴定国宝的“国宝”。 这位有“国宝级文物专家”美誉的老先生，一生最爱的就是找到被人们所忽略、所遗忘的珍贵文物，其鉴定过的文物数以十万计。

与文物之缘始于乃父。1922年8月16日，史树青出生河北省乐亭县一殷实之家。在北京做买卖的父亲，对文物鉴赏有点基础，平日喜欢收集乡贤遗墨。幼时的史树青经常见到的场景便是有人把字画带到家里来，父亲看好就买下。这便是他最初所了解的收藏。

8岁，史树青跟随父亲来到北京，后来上了琉璃厂附近的北师大附中。那时，他放了学就到琉璃厂各铺子里逛，听老板们讲古玩的掌故和规矩。当时北海公园的国学书院每周开课，请当时的著名学者讲授经、史、子、集、书画艺术，史树青是当中最最年轻的学子。

国文老师张鸿来先生也很喜爱古字画，史树青买了东西常跟他交流。一次，有人托张先生鉴定一幅郑板桥的《竹石图》，几位老师在一起品评，都说是赝品，张先生说：“还是让我的学生看看吧。”于是史树青被找来，他看过画，说：“是真的。”后来，经琉璃厂的专家鉴定，果然是真迹。从此，老师们若有朋友来鉴定或购买书画，就常请史树青协助。史树青高中毕业时，张鸿来先生给他题诗字一幅，诗中有“书画常教老眼花，鉴藏少年独名家”之句。

从少年时代学收藏之道，史树青始终对“捡漏儿”（古玩行里把花很少的价钱买到值大价钱的真货叫“捡漏儿”）乐此不疲。他捡的第一个漏儿就是15岁那年以两毛钱买到清末台湾著名爱国将领邱逢甲的字画，史树青津津乐道：“《邱逢甲七绝诗》轴落在琉璃厂棚子里挂着没人买，我两毛钱买了。”1953年这幅字画捐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1947年，史树青辅仁大学研究生毕业，经业师余嘉锡先生推荐到了当时的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前身）工作，从此正式开始他的鉴定人生。一直以来，史树青有一个习惯，不管走到哪里，只要一有机会，见到好的文物，他就想方设法、不惜耗时费舌征集。数十年来，他给历史博物馆征集了数以百计的珍贵文物。

在史树青为历史博物馆“淘”来的诸多镇馆之宝中，有关成吉思汗的两件文物便是他最得意的“淘”来之品。

1951年，史树青的同学崔月荣通过他出售一些书画。崔月荣的公爹做过民国的参谋次长，曾经视察过蒙古，当时蒙古的一个王爷赠送了一些宝物。在崔月荣拿出来的书画当中，史树青看到了一幅成吉思汗的画像，感觉“不得了，非同一般”。此前他仅见过一幅明人仿制的成吉思汗画像，他发现这幅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相吻合，很有可能是元朝的画作。“当时馆里也没太在意，不记得给了人家3块钱，还是5块钱”。

这个事情过后一直到1962年初，馆里请了3位大专家张珩、谢稚柳、韩慎先对馆藏的全部书画进行鉴定，年轻的史树青在旁边跟着听。鉴定这幅成吉思汗画时，专家们从画像的纸地、墨色、人物形象、题签文字和用笔等方面断定它是一幅元人的作品，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历史博物馆另有一块成吉思汗圣旨金牌也是史树青凭过人眼力才收到历史博物馆的。1978年，一名河北人拿着一块腰牌到历史博物馆，想鉴定后卖掉。可是征集处的人认为腰牌是假的，拒绝了他的请求。这人拎着个包就要走，正好史树青进来，他仔细打量这块腰牌，银质鎏金，正面和背面分别刻有汉字和契丹文，而且还是成吉思时代的圣旨金牌，那时成吉思汗还没称汗，“成吉思或成吉思汗的文物流传下来的很少，这枚圣旨金牌是国内仅存的成吉思文物。”这是至今发现的惟一一件成吉思汗文物实品。

那时，负责文物征集鉴定的史树青没有文物购买权。已到中午了，史树青请这个人吃饭，得知这个人花 8000元买的腰牌，给9000就卖。下午上班后，史树青去找馆长，但是馆长认为是假的。无奈，史树青只好眼看着宝物流走。过了半年，史树青还惦记着这块金牌，他还为此去找过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斌。一直到老馆长卸任，换了一个年轻的馆长，新馆长经不住史树青的“撺掇”同意买这块金牌。经过这么一折腾，人家要价2.5万元，几经周折宝贝总算是到历博手中了。

末代皇帝溥仪曾把家藏的醇亲王画像捐给历史博物馆，而促成这件事的就是史树青。当时，溥仪因为要写自己的前半生，需要从历史博物馆所藏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绪的日记里查找一些资料，得到史树青先生热情接待”。溥仪非常感谢史树青，回去后便与弟弟溥杰商议，将家传的醇亲王画像无偿捐献给了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