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５年３月，由文物专家组成的考古队在石寨山作了第一次清理性发掘，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省考古工作者进行的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果然不出所料，这次发掘一下就出土了各类青铜器数百件，其中也不乏绝世之作，最为珍贵的是两件贮贝器，一件盖子上铸有２．５厘米———６厘米的１８个立体人物，反映了古代的纺织场面；另一件是反映杀人祭祀场面的。这一重大发现马上震惊了国内考古界。适逢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及文化部副部长兼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同志出国访问路过昆明，他们参观了此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后，认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发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郑局长在仔细询问了省博物馆的下一步打算后，当场拍板拨给专款和一台进口的经纬仪。于是，１９５６年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发掘又开始了。在历时两个月的第二次发掘中，考古队员共清理了２０座墓葬，又出土了青铜器、金器、铁器、玉器、玛瑙、绿松石、石器、陶器等文物３０００件，其中青铜器约占全部出土文物的８０％左右。在第二次发掘工作即将结束的前一天，在最后清理６号墓的漆棺底部时，一个不大的被泥土包裹着的方形物体引起了孙太初的注意，当他小心地用软毛刷刷干净外面的泥土后，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印呈现在了大家的眼前，这枚金印上有四个汉字，经过辩认为“滇王之印”。刹时间整个工地沸腾了，这一重大发现令已经在野外辛苦工作了两个多月的考古工作者们欣喜若狂，欢呼雀跃，有谁能够想到，这样一个毫无名气的小山头竟会是云南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滇王的墓葬。

消息传出以后，石寨山附近的城乡居民奔走相告，一连几天，整个工地周围的山上全是闻讯赶来的人群，有时多达数千人，就连附近几个县的农民都不断地涌到考古工地，他们都想看一看“滇王”墓出土的宝物。

后来经细查，这枚出土于６号墓漆棺底部的金印“通体完好如新”。印作蟠蛇纽，蛇背有鳞纹，蛇首昂首向右上方。印面每边长２．４厘米，印身厚Ｏ．７厘米，通纽高２厘米，重９０克。纽和印身是分别铸成后焊接起来的。文乃凿成，笔划两边的凿痕犹可辨识，篆书，白文四字，曰“滇王之印”。根据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的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一文献的记载，同出土的繁浩奢华的各种随葬品一起印证了石寨山就是一代滇王及其家族的陵寝地。

在考古学上，像这样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相一致的案例并不多见，因此，滇王金印的出土更显出它的与众不同和极高的考古价值。西汉时期，中央王朝为了统治边疆地区，往往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只要你称臣纳供，不对抗中央王朝，一般都以赐印、委派官爵等统治方式，来行使汉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西汉时，汉武帝曾在现在的晋宁设立益州郡。从现已掌握的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文献记载的汉代金印有１７８４年在日本博多志贺岛上出土的“汉倭奴国王”金印、１９５５年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滇王之印”蛇纽金印和１９８１年在江苏省扬州附近的邗江县营泉镇北二号汉墓出土的“广陵王玺”，此玺龟纽金印、在印面尺寸、篆刻字体和印纽形制等方面与前两枚金印十分相似。这几枚金印的出土，充分印证了汉代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也印证了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史记》中记载的真实可信。正是由于这几枚金印的出土，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极大兴趣，如贵州省组织的对“夜郎王印”的寻找。人们也都期待着能够早一天将这枚同样记载于司马迁“史记”中的“夜郎王”的金印发掘出土。

５０多年过去了，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石寨山先后又进行了５次科学的考古发掘，一共发掘了８９座墓葬，出土了各类文物数以万件。伴随着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及科学研究的步步深入，滇国神秘的面纱被揭开，石寨山已经成为云南考古事业的辉煌历史。如今的石寨山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南晋宁石寨山考古发掘还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１００项重要考古成就之一。

金印重90克，印面呈正方形，边长各2．4厘米，高2厘米；蛇钮，蛇首昂起，蛇身盘曲，并有鳞纹。石寨山古墓群正是古滇王国的王族墓地。滇王之印的存在，把一个虚无缥缈的滇王国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史记》记载，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为打通由四川经昆明通往西域的蜀身毒道，兵临滇国，滇国国王举国投降，归顺中央王朝，于是，汉武帝赐予他滇王之印，复长其民，同时在此设置益州郡，将其纳入版图。滇王之印的出土，印证了《史记》中的记载和古滇王国的存在，成为古滇王国的象征。“滇王金印”现已成为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珍贵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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