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立国共三四百年,是汉代西南夷中较大的一个部族,或称南夷。夜郎灭国于西汉末期,汉成帝河平年时(公元前28~25年),夜郎与南方小国发生争斗,不服从朝廷调解。汉廷新上任的牂牁(zāng kē,今贵州省大部分及广西、云南部分地区)郡守陈立深入夜郎腹地,斩杀名叫兴的夜郎末代国王,平定了其臣属及附属部落的叛乱。从此后,夜郎不再见于史籍。夜郎国存在了约300多年,其文明发展在西南地区具有较大影响。
夜郎国的故事首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后,为寻找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通道,于公元前122年派遣使者到达今云南的滇国,再无法西进。逗留期间,滇王问汉使:“汉孰与我大?”后来汉使返长安时经过夜郎,夜郎国君也提出了同样问题。这段很平常的故事后来便演变成家喻户晓的成语——夜郎自大。
寻找“自大”的夜郎国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
“夜郎自大”,是在中国流传了千百年的成语。当年,位处蛮荒之地的夜郎国国王向汉朝使者发问:“汉孰与我大?”结果,他这句话让世人贻笑千年。
其实夜郎国君并非妄自尊大向汉王朝叫板。夜郎是僻处大山的方国,即便是今天,交通也多受限制,两千多年前更是山隔水阻。偶有山外客来,他们急于打听山外世界,向知道汉朝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也是人之常情。
不过,也多亏了“夜郎自大”这个贬义性的成语,使夜郎国这个原本不为人知的小国留在了史册上,留在了人们的印象中。
中华文化是由“多元”合为“一体”的。当汉文化在中原崛起之时,边疆也出现多种民族文化,“西南夷”中的夜郎文化便是其中之一。
“西南夷”泛指云贵高原与川西的古老民族。夜郎文化是西南民族文化的代表。
在《史记》的记载中,夜郎国有精兵10万,是生活在贵州一带、兴建起了城市的农耕民族。考古发掘也证实贵州当时确有较发达的农耕文化。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贵州威宁中水大河湾发现了碳化的稻谷堆积层,在贵州一些汉代墓葬中中也有稻谷遗存以及水田池塘模型和水稻田模型。在贵州赫章县的可乐地区,还发现了一大批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土坑墓,葬式非常奇特,是把铜釜或铁釜套在死者的头上和脚上,或将釜置于死者的脚下,被称为“套头葬”。这样的葬式此前在世界范围内都未发现,是神秘、古老的夜郎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饕餮纹无胡铜戈、青铜箭镞、一字格曲刃铜剑、铜柄铁剑、心形纹铜钺、蛇头茎首铜剑、牛头形铜带钩和鲵鱼形铜带钩,也显然都不是中原或巴蜀器物,应该是夜郎文化的遗存。
墓葬中出土的铜鼓也是一条重要线索,它是夜郎与其他南方民族共有的文化特征,就像中原以鼎为礼器一样。
在古代,铜鼓是南方民族普遍使用的乐器。它是由铜釜演变而来,起初是烹煮食物用的,后来成为乐器、祭器和礼器。铜鼓的形状如同烘篮,面平中空,腰部收缩,鼓壁很薄,有花纹,敲击时铿锵有声,铸造技术至今尚未完全揭秘。在贵州,出土了铜釜、釜改铜鼓,还有一件上面铸有“羽人竞渡”图案的铜鼓,由此可以清楚地看见由釜演变为鼓的发展脉络。在往后的历史中,贵州民间尚鼓之风世代相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