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艰难的比对和复原，人们终于看到了这件玉器的原样，它们被雕琢成眉毛、眼睛、耳朵、面颊、下颚、胡须、头发等形状，组成了一个“缀面玉罩”，罩在墓主人的脸上。

与其他装饰性的玉器相比，这个“缀面玉罩”明显有着特别的意义，实际上，这正是中国古代丧葬用玉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河北省保定满城县城西南约1.5公里处，有一座形似靠椅的小山丘，名叫陵山。1968年，就是在这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妻子窦绾的墓穴。

刘胜，是西汉第四个皇帝景帝的儿子，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长，一位显赫的诸侯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卢兆荫介绍说，棺椁是放在一个棺床上，棺床是汉白玉的，棺床上面放着棺椁，但是经过了2000多年，棺椁完全已经塌陷，上面留有很厚的漆皮以及木头腐朽的痕迹。

人们细心地拨开腐烂的堆积物，希望能找到墓主人的遗骸。

但是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宝物：一套保存完好的金缕玉衣。

古代中国人相信，冰凉润泽的玉石能防止尸体腐烂，于是，常把玉塞进或盖在死者的身上，到汉代更发展到用玉片做成玉衣，装殓死者。但玉衣并不是谁在死后都可以穿的，在汉代只有皇帝和显要贵族才有资格享用玉衣，并且规定，皇帝的玉衣用金缕穿连，叫金缕玉衣；诸侯王、贵人、公主用银缕，再次一等的贵族用铜缕。

陵山墓葬中出现的这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乃至世界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堪称国宝。考古人员测算了一下，刘胜的玉衣用了2498片岫玉，约1100克金丝。而制作玉衣的过程非常复杂，据推算，制作这样一件玉衣，要花费一个玉工10余年的工夫，相当于当时100户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

汉代的葬玉之风达到顶峰，其琢玉之精美，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与中国人的用玉习俗相比，世界上还有两个地方也善于琢治玉器，这就是中美洲的玛雅人和新西兰的毛利人,在玛雅墓葬中同样发现了头、耳、胸、腕、踝等处的玉饰，特别是玛雅人用于覆盖死者头部的玉质面具和口中的含玉，这一点与中国人的葬玉习俗极为接近。

但这些玉器无论从造型、纹饰上，还是在延续时间和使用数量上，都远远逊于中国的古代玉器。

隋唐以后，玉器的礼制功能消失，代之以鲜明的装饰性和欣赏性，它的使用不再局限于统治阶级，而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玉器的题材出现了大量的人物、花鸟以及飞天等宗教内容，并且越来越多地体现为生活用品。

兽首玛瑙杯，唐代玉制品中的绝美之作，玉匠充分利用玉材的俏色，将玛瑙的各种颜色和纹理巧妙布局，造就了这个充满异域风格的艺术珍品，这种兽首造型在中国古玉中极其罕见，是唐代中西方文明交流融会的产物。

宋代厚古之风盛行，达官显贵争相收藏古玉，因而玉器的发展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分支，这就是仿古玉。除了在材料和造型风格上仿制之外，仿制古玉的沁色是最为关键的技术。

沁色是指玉器埋入土中，经过一定的年代，受土壤和其他物质的作用而产生的颜色上的变化。

根据史料记载，宋代的古董商们已经会用一些植物的燃料来染色制造伪浸，而且陆续发明出很多的技法，这些手段五花八门，秘而不宣，甚至一直沿用到今天。

在经历数千年的积淀后，中国玉文化终于在明清时期达到了空前繁荣。

这时候玉器皿大量出现，题材广泛，精品荟萃。明清时期，制玉业成为上流社会需求巨大的产业，大批的能工巧匠把中国玉器推向创新性和完美性的鼎盛时期。

扬州，自古就是中国玉器加工的重要基地，这里曾经遍布制玉的民间作坊，有数不清的场肆和店铺专门买卖玉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田玉，扬州工”代表着中国玉器的最高水准。

山子，是清朝乾隆年间扬州玉工开创的玉雕品种，它将自然界的山水、人物、亭阁浓缩在玉石上，运用浮雕、圆雕、透雕、镂空等各种技法，表现远近、高低、上下不同层次的景物，实际上是运用立体和透视的艺术效果将中国画的意境表现出来。

山子雕是治玉技艺的最高水平，没有世代传承的经验和特殊工具，琢治巨型玉雕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只有扬州玉工能琢治山子雕。

回溯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玉已经深深融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当中，大到祭祀天地鬼神，是镇国安邦的礼器，小到作为个人品性的象征，或为定情信物，或为传家之宝。

如今，玉已为寻常百姓所拥有了，玉的艺术性和装饰性已将其有过的政治、宗教色彩淡化了，但玉所包含的思想，所包含的道德等方面的特定意义依旧潜在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人们崇玉、爱玉、赏玉，认为玉能镇惊、压邪、治病、强身，玉主吉祥，会使人逢凶化吉，辟邪免灾，这是人们内心深处对玉不变的情结。

玉文化吸收积蓄了数千年来中国人特有的思想和文化精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体现。在世界文化艺术领域中，中国玉器也以其浓厚的传统韵味，独树一帜，绽放出耀眼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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