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至今发现和保存的虎符仅三枚。秦新郪虎符现存法国，阳陵虎符现藏国家博物馆，另一枚便是秦杜虎符。

秦杜虎符为铜质，虎形。器物高4.4厘米、长9.5厘米、厚0.7厘米，背面有槽，颈上一小孔，虎作半立走形，昂首，尾端卷曲。错金铭文9行40字：“兵甲之符。右才(在)君，左在杜。凡兴土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燔燧之事，虽母(毋)会符，行殴(也)。”虎符“右在君，左在杜”，意思是说右半符存君王之处，左半符在杜地的军事长官手中，凡要调动军队五十人以上，杜地的左符就要与君王的右符会合，才能行军令。但遇有紧急情况，可以点燃烽火，不必会君王的右符。器物铭文是在虎身镂刻阴文，再将金丝嵌入阴文之内，最后镂平打磨光亮，虽历经两千多年，仍熠熠闪光。字体绝大部分是小篆，规整挺秀。

位于西安市南郊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以其丰富的馆藏彰显着华夏文明的璀璨与三秦大地历史积淀的丰厚。在博物馆众多珍藏中，有一件藏品格外令人瞩目。尽管这件藏品长不足一握，高仅为二寸，但走到它面前的游人透过放大镜观赏之余，无不为它那传神夸张的造型和精美绝伦的错金工艺感叹不已，它就是战国时代秦杜县的遣兵虎符。这件黑漆漆青铜铸造，金灿灿文字耀身的虎符从遥远的战国时代一路走来，已经历了漫长的2500余年历程。

上世纪70年代初期，西安市南郊北沈家桥村少年杨东峰在村西帮助大人平整土地时，忽然听到“当”的一声脆响，凭经验他知道铁锨碰上了金属硬物。于是他拾起那块拳头大小、裹着泥土的金属物在铁锨背上磕了几下，一件类似动物形状的铜质器物便显露了出来。尽管杨东峰并不知此为何物，但还是将它放在衣服口袋里带回了家。

拿回家的金属动物被东峰放在了自家院中的窗台上。因为当废铜卖太轻，值不了几个钱，于是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这件金属动物成了东峰姐姐几个孩子手中的玩物，被他们在游戏中丢来摆去，渐渐地便摩挲出了其上的金黄色文字。文字为篆书，少年杨东峰看不懂，但那些神秘而高古的文字使他感到手中之物是一件有来头的“玩意”。

眼前的“玩意”到底是一件什么器物呢？杨东峰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兜揣着这件神秘器物怯生生来到位于东大街的西宁市文物商店。文物商店当时接待他的人员也搞不懂眼前的器物，便告诉他，“文物商店一般只收传世品，不收出土品。可到碑林博物馆看看。”于是杨东峰又转道来到了碑林博物馆。依照工作人员的指引，杨东峰在碑林馆推开了一间工作室的木门，碰巧便遇到了考古专家戴应新先生。

戴先生摊开一方手绢，将杨东峰送来的器物轻放于桌面上。一番审视后，他初步断定眼前的器物是一枚十分罕见的战国虎符。能与这件稀世珍宝风云际会，戴应新喜不自胜。在他的操办下杨东峰获得了一张陕西省博物馆发给的表扬信，因献宝有功，得到了７元人民币的奖励金。

戴应新邂逅这件珍宝后，运用其学识及其日后的研究工作，印证和破解了众多的历史疑案。其间，戴应新和杨东峰交谈，详细了解了虎符发现的前后经过，还多次请杨东峰领路到北沈家桥村现场查看，结合对虎符上40多个文字的破译，最终雄辩地印证和诠释了一些历史谜团。

虎符上刻有“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原来该枚虎符乃战国时秦国杜县军事首领所有，客观地印证了秦国在少陵原西周杜伯国封地（今西安市东南）设杜县的历史。

它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期虎符调兵遣将制度的历史。即调动军队时，由君主或皇帝派出的使臣将符相合，方能调兵。

1991年3月，距少陵原不远的雁塔区杜城村曾立碑追记了自西周杜伯封地于此建立杜伯国，至秦国设杜县于此，以及1985年5月该村纪念杜城村建城30000年举办座谈会的情况。秦杜虎符的出土地北沈家桥村距杜城村仅1.3公里，虽然我们已无法考证数千年前是何人在何种情况下将这枚虎符遗失在这块土地上，但可以想象，昔日曾有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活剧在少陵原畔的这块土地上上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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