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礼器（有些属石质，学术界也把其看做文化意义上的“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大型有刃器，如玉钺、玉刀、玉璋、玉圭（或称玉铲）和玉戈；二是小型棒状的柄形玉器。

 

在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中，装饰品极少，二期开始出现柄形器，三期则有各类大型有刃礼器出现。这些带刃的礼玉，都与其本来的装柄方式和用途无关，而是表现贵族的权威，作为在宫廷上昭示君臣关系的“玉圭”或“笏”来使用的。在二里头遗址，这些玉礼器与宫城、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大体同步，表明王权以及用以维持王权的宫廷礼仪已大体完备。

 

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兵器有戈、钺、斧和镞（箭头）等。其中，属于近战兵器的戈、钺、斧总共出土了4件，应当都是墓葬的随葬品。从铜钺的材质成分及刃部较钝等特征分析，应非实用性兵器，而属于礼仪用器，另外几件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可知这类兵器并非用于实战，而应是用来表现威权的仪仗用器，或可称为礼兵器。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兵器。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钺，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它的前身石钺应是从斧类生产工具演变而来的，最初也被称为“有孔石斧”。后来作为武器使用，并逐渐演变为象征军事权威的仪仗用器，也是一种用于“大辟之刑”的刑具。甲骨文、金文中“王”字的字形，像横置的钺。早于甲骨文时代数百年的二里头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钺，和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就应是已出现的“王权”的又一个重要象征。

 

如前所述，二里头遗址规模巨大，有极强的规划性，功能分区明确，其中宫殿区与宫城、大型礼仪建筑群、祭祀区和官营手工业作坊等重要遗存都属仅见。二里头文化礼器产品的使用范围也主要限于二里头都邑的贵族。也就是说，二里头都邑不仅垄断了青铜礼器的生产，也独占了青铜礼器的“消费”即使用权。

 

考古发现表明，随着二里头大型都邑的出现，在其所处的洛阳盆地的中心地带出现了不少新的聚落，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较大型的遗址相隔一定的距离均匀分布，总体呈现出大的网状结构。其中面积达60万平方米的巩义稍柴遗址地处洛阳盆地东向与外界交往的交通要道之所在，除了作为次级中心外，应该还具有拱卫首都、资源中转等重要功能。

 

再向外，20多处大中型聚落（面积多在10万-30万平方米）集中于嵩山周围的郑州至洛阳一带，颍河、汝河流域至三门峡一带，应属中原王朝中心区各区域的中心性聚落，它们的分布可能与以二里头王都为中心的中原王朝的政治势力范围接近。位于二里头遗址以东约70公里的荥阳大师姑城址（面积51万平方米），则可能是二里头都邑设置在东境的军事重镇或方国之都。

 

从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分布大势中可以看出，其社会由数百万平方米的王都、数十万平方米的区域性中心聚落、数万至十数万平方米的次级中心聚落及众多更小的村落组成，形成金字塔式的聚落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间分布格局。这与前述龙山时代以城址为主的中心聚落林立、相互竞争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二里头时代的东亚大陆，二里头文化的周围乃至更远的区域分布着若干各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它们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与交流。这种联系与交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二里头文化周围甚至边远地区的一些考古学文化中，经常可以见到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另一方面，在二里头文化中也包含着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这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以其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最终达致王朝文明的辉煌。它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又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在这一过程中，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世界的雏形得以形成。

 

从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波及范围看，它已不限于与邻近地域的松散交流，而是大范围地向外扩散。例如，作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的陶酒器（或）、爵，在二里头文化的兴盛期已到达了距中原相当远的地域，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考古学研究表明，在东亚大陆，秦汉帝国问世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式直刃青铜剑的分布基本上可代表文化意义上“中国”的扩展范围。其北、南、西界分别及于长城、岭南和四川成都平原。这一范围，与二里头文化陶、玉礼器的分布范围大体相合，意味深长。或许，“中国”世界的空间轮廓，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前的二里头时代，就已显现出了它最早的雏形。

（责任编辑：洛阳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