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领事与抗法名将(1896年，广西)

 

再没有一张照片能这样形象、准确，而且真实地反映当时中西文明的对比了。作为一个外交部的文官，方苏雅的年轻、英武令清朝的一代名将苏元春露出了老迈，那身表明其官衔(一品)的裘皮大衣和厚底靴也更显沉重。他们交往甚密，结为兄弟，但方苏雅认为他们没有共同思想，根本一直就是个陌生人，尽管“方苏雅”这个名字就是苏元春所取：方是来自于“弗朗索瓦”，苏来自于“苏元春”，雅自然是附庸风雅。

 

首先必须声明：本文所指的“洋鬼子”并不包括生活在中国周围的一些亚洲国家的居民，像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甚至印度人等都不在此列。由于这些国家历史上和中国交往较早，往来还算密切，其中像朝鲜、越南以及缅甸等国家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实际上的附属国，中国人对于这些国家和其人民均有一定的了解。这里所说的“洋鬼子”特指那些近代以来才开始大批蜂拥而至中国传教经商和游历的欧美人。

 

在由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第一章里，曾经深刻地指出：“18世纪发生了三个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最为学术界注意的是欧洲人的到来，并牢牢地在这里扎下了根。”

 

实际上，以欧洲人为代表的西方人进入中国并非始于18世纪。譬如，著名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此后进入中国的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都是在明朝中后期进入中国并长期居住于此的，而此前在元朝就已经有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因此，严格说起来，《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上述提法不算太准确。更加确切一点的表述应该是：“以欧洲人为代表的西洋人的大量到来，并牢牢地在这里扎下了根”才是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的三大原因之一。

 

由于大批西方人漂洋过海进入中国，给这个古老的国度带来了一种异质的精神和物质文明，这对一向处在超级稳定状态之中，社会生活数千年来变化不大的中国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冲击。

 

不能讳言的是，对于这些长着蓝眼睛、高鼻梁、金黄头发的欧美人，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即使那些自以为对外洋世界和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有所了解的博学之士，他们的见识其实也多半只是“强不知以为知”，充满了妄自尊大的文化上的偏见和误解。这种情况甚至在经过了鸦片战争，和遥远的英国正式打了一仗，也没有立即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的认识，普遍的还是“镜中看花，水中望月”。

 

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实际上，我们只要看看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官员和学者乃至民间对于西方世界的整体认识，就会知道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所碰的一系列钉子，并非是一些偶然的因素造成的，而实在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层面的必然诱因，这诱因就是建立在闭目塞听之上的对于外洋世界的惊人的无知和一系列荒唐走板的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