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电责自己的代表唐绍仪？押“南人先组政府，公举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唐氏只好辞职，和平破裂。

黎元洪怒不可遏，质问南京？押为什么“有悖协约”，选孙而不选袁？他说：“方期和议早成，彼此共享共和之福，人望如项城，何至不能当选？”孙武、章太炎、宋教仁、伍廷芳、黄兴、汪精卫等均不主张议和破裂、战争重起。

有了这样一个南北议和的”前议“和这样一个紧张的历史背景，先行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只能敦促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实现民主共和，但不能改变袁世凯再次当选临时大总统的状况。

孙中山匆匆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使革命党内部出现一片混乱，一大批拥袁派不好向袁世凯和一些军人及立宪派交代，处境十分尴尬。久居海外奔走革命的孙中山就职后才明白，表面上欢庆热闹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际上只不过是建立在一片流沙之上的“堂皇大厦”，根基不牢，摇摇欲坠。立宪派首领借故不赴任，程德全在上海以养病为由，不就内务总长；汤寿潜远走洛阳，革命党人怨声载道。时人刘厚生描绘道？押“临时政府同戏台一样，虽然挂牌写出聘请某某名角，择吉演唱，而实际并未登场也。”

　袁世凯“逼选”之狠

民国初建，国人好不容易争得一个所谓的共和政体，实现了所谓政治上的民主革命，又有多少仁人志士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而袁世凯全然不顾，为了个人当上总统，得以大权独揽，竟然践踏民主革命成果，破坏民主选举程序，玩弄“逼选”。民主共和在中国一开始施行，就上演了这样的丑剧，以至影响深远，后来者好多连“逼选”也做不到了，有的干脆就不搞什么选举了，或者破坏民主选举的伎俩更加“高明”了，不民主还不能让人说出什么来。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众议院隆重开幕。第一届国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部正式宪法，选举总统，组织正式政府。其程序是，先起草宪法，后选举总统。国会中国民、进步二党对这个程序意见一致。但国会成立后不久，袁世凯急于要在10月10日登上大总统的宝座，便干涉宪法起草委员会，破坏宪法制定程序。袁世凯的借口是，正式政府不成立，友邦不予承认，所以国会要先举总统后定宪法。袁世凯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知道光有借口是不行的，那只是个道义，道义要得到落实，还得讲究实际，用实用主义的办法获得实际效果。他认为议员们没有压力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于是一手鼓动京师报界制造舆论，一手行使他的法宝，策动军队及各省都督向国会施加压力。威逼与利诱的两手同时进行。进步党首先屈服，违心地同意。国民党议员有不少被袁世凯收买，从袁世凯处能得到年俸5000元，贪恋着议员的地位，仍然留在北京，与进步党合作，完成袁世凯的总统选举和民国宪法的制定。袁世凯还用重金拉走了10余名国民党参议院议员，为他竞选大总统，铲平道路。

可是国民党议员中也有人主张运用国会和法律来倒袁。大权在握、不可一世的袁世凯，便对那些有反袁情绪和反袁嫌疑的国民党议员，开始了血腥镇压。着手推行这一措施的机构就是直接受袁世凯领导的军政执法处。该处由袁的心腹陆建章任处长、霍占一任侦探长，设在西单牌楼石虎胡同附近，为北京着名“四大山宅” 之一。军政执法处的职权没有限制，也不受法律约束，捉多少人，杀多少人，捉谁，杀谁，均不呈报，将人秘密处死，也不通知死者家属。如某日，陆建章饮酒正酣，监狱看守忽来报告：天热牢窄，囚徒很挤，怎么办？陆建章听了，命令把花名册拿来，然后用红笔圈了几页，交给执法处进行枪决。有一个叫王剑魂的人，自南方来到北京，遭到逮捕，由陆建章亲自审讯，照例先问人犯姓名、年龄、籍贯。王答名“剑魂”，陆建章听了，立即拍案大喝道：“不用再问了，拉出去枪毙，凭你这个名字，就该枪毙！”对革命党人和国民党议员，军政执法处进行监视、逮捕、禁闭、杀戮，无所不干。袁世凯为排除国会中的反对者，授意军政执法处，以“串通乱党”为词，予以逮捕。于是军政执法处便逮捕了8名国民党议员。如此，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一提起军政执法处，一提起处长陆建章，就谈虎色变，心有余悸。国会议员们视军政执法处为罗刹鬼国。在袁世凯的淫威下，众议院提议先选总统，后制宪法，以213票对126票通过这项法案，参议院也照样通过了。于是，宪草会便先制定大总统选举法，作为将来宪法内容之一部分，提前公布，以便大选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