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王树翰（原任张学良的秘书长）也在汉口，知道我来，也到旅馆来看我，不过没谈什么。次日我就回南京，以后听说王树翰问张汉卿谈得怎么样，张汉卿说被齐某人教训了一顿。

　　（三）国大选举结怨深

　　民国二十五年要举办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最初我对此事并不注意，但东北同志都对我说，这种选举关系太大，非注意不可。按道理说张家父子用武力统治东北十几年，而今东北沦陷了，如果国大选举由张汉卿一人包办，又不知道要统治我们多少年，因此非争不可。基于这个缘故，我也开始筹划选举。当时在关内的东北人以平津、南京、上海、西安为多，这些地区就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有一次在北平的哈尔滨戏院，国民党与张汉卿方面的人就几乎动武。

　　就群众来说，我们人多，口才也好，如果根据投票，显然我们要占上风。张汉卿因此就想出一个对付的办法，使军队也参加选举，并且伪造选举人的名册，把一些非东北人也网罗进去，结果我派人到西安去查，告到选题处去，当时选举总事务所主任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他对我说：“两将罢兵，天下太平。”我说：“过不在我，你可以查。”结果叶楚伧对陈果夫说：“我跟铁生讲，他不理，你可否跟他说一说。”我告诉陈果夫说：“是张汉卿做假。不做假，谁选出来就是谁。”后来张汉卿派杨毓珣来找我说：“怎么样？妥协好不好？办法是你有什么人当代表，把名单给我，我带到西安，由张汉卿提出，给他面子，东北事要推重他。”我倒不是不推重他，只是他种种表现都不行。他已到西北，还做了副司令，不管东北事，还要把东北当臣民，这种事我当然不同意，但我不好对杨毓珣明说，我只跟他讲，我得跟大家商量，结果当然没有下文。接着国大的选举延期，但此事结怨却深。

　　（四）瓜田李下误会多

　　民国二十五年，五全大会开会时，张汉卿行分化之策，拿出手段对付我，告诉蒋先生说东北人谁都可以当中央委员，只有我不许。及其回西安，便发生东北军搜查陕西省党部的事。

　　原来张汉卿的左右有三个人与共产党有关，被陕西省党部调查科的李拓天（东北人，在台，已改名）所拘捕，张汉卿以为李拓天是东北人，敢捉他的人，一定是出于我的授意，所以便派军队搜查省党部。当时邵力子任陕西省主席，去见张汉卿，汉卿坐着，既没起来，也不让坐，毫无礼貌，并且大事肆责一番，其中还指责我要陕西省党部捉他的人，故非搜不可。此事发生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一直到徐恩曾来南京见我的时候才知道弄到我的头上来，其实我当时连李拓天都不认识，更遑谈授意。

　　当时蒋先生为谋解决广西事件正在广州，立夫有事到广州去见蒋先生，各方报告都到广州，立夫知道即刻致电秘书沈阶升，要我把家里文件移开，我说：你回电请他放心，我家里什么文件都没有。以后还好，并没有人来啰嗦。

　　过没多久，果夫先生要臧启芳从无锡来南京，问我有没有意思到国外走走，我说：走走未尝不可，果夫先生为何不直接对我说，而找你跟我说。结果果夫没再对我提起，我也没去，大概果夫也是一片好意要我暂时让开。

　　（五）西安变起谋救蒋先生

　　早先我就不断听说在西安有共产党的人跟张汉卿很接近，有一个姓刘的被利用，常陪张汉卿打网球，一直到搜查陕西省党部的事发生，我才相信，但这些跟我并无关系。忽然王以哲军长派军法处长崔蕴兰（在台）到南京来见我，因崔与我不熟，找河大教授高亨陪他同来，崔蕴兰告诉我张汉卿至王以哲防地与共产党会面，东北军两次剿共失利，损失大，士气差。我想王以哲一定清楚事态严重，所以才派军法处长秘密来见我，我感觉到这是大事，因此把详情告诉果夫（立夫出国）和布雷。这个时候，蒋先生已经到洛阳，我征求他们的意见，需不需要我到洛阳把这件事告诉蒋先生。果夫说：“洛阳是东北人的天下，你去见蒋先生，他们会特别注意。”布雷说：“我就要去洛阳，我会告诉他。”就这样我没有去，而西安事变就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