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后，我尽量设法营救蒋先生，在客厅摆一张行军床，旁边搁着电话，我派邵柏源（王以哲的小学同学）到西安去见王以哲，行前我带他去看何应钦，何应钦说：“王以哲的部队必要时往胡宗南这边靠，才能保存这部分队伍。”我告诉邵柏源转达王以哲说：“最好能在里面想办法把蒋先生救出来，如果不能的话，自己不要待在西安，把部队往胡宗南这一边靠。”邵柏源很机警地完成了任务，他到潼关，化装邮差过去见王以哲，把我的话转达。时王以哲病倒在床上，他说：“放心好了，我在此很安全，希望能救出蒋先生，而且我要把东北军带到中央，归顺中央。”王以哲不肯离开西安，终被刺杀，我当时想，或许王以哲的野心太大，有意要继承张学良的地位，不过这也只是我的一个想法而已。

　　（六）杜重远的案子

　　在西安事变期间，有一天，我在外面吃饭，突然接到陈果夫的电话，要我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处把杜重远领出来，并且要我招呼他。我当时觉得莫名其妙，吃完饭，就跑去见陈果夫。陈果夫说这是臧启芳给他建议的，认为杜重远不能摆在张学良的身边，否则影响太大；摆在外边也会出乱子，因此宁可把他押起来。就这样陈果夫给熊式辉一封电报，把杜重远押起来，现在要交给我处理。我当时无法，只好照办，但却觉得臧启芳拆烂污，要这样做，事先总该对我说一声，现在弄得我非常为难，更加深我与杜重远的误会。

　　原来杜重远与我是留日的同学，虽然他比我晚一二年，但常有接触，感情不错。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到上海宣扬义勇军，很受重视。后来他在杂志上发表《闲话天皇》的文章，对日本天皇有所批评，引起日本的震怒，认为是大不敬，向上海市政府抗议，要惩办他。时上海市长是吴铁城，他找不到杜重远，致电南京萧同兹转告我与萧同去上海，我就到上海见吴铁城，吴说他找不到杜重远，要我出出面，无论如何，为国家，杜总该出来，否则上海就要大难临头。我说：“那你要怎么办？”吴说：“顶多判两个月，也不要他坐牢。”其实那个时候杜重远还是住在上海，我去看他，问他要不要出来，杜很漂亮地说：“为国家我愿意出来，但要判多久，住监多久，要说个清楚，好让我有所准备。”我说：“顶多判你两个月，也不要你坐监。”不久法院开庭，杜再问我究竟要判多久？我告诉他吴铁城说顶多判两个月，不会错的。开庭的时候，我没有去，结果当庭扣押，判十四个月，送曹家渡监狱。我听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怒，我觉得这是做人问题，以后叫我怎么做人？如果我原先晓得，明告他还没什么，他还可以斟酌，现在这么一来等于我在骗人。我赶紧跑到曹家渡监狱去看他，向他道歉，他的态度倒还沉得住，说：“没什么，这又不是你判的！”但心里总是不舒服的。我当时对吴铁城大为不满，我又不是他市政府里的职员，为他自己做官方便，却要我出卖朋友，故当时连见都不曾去见他，当天下午即回南京。

　　时江苏高等法院院长朱丽生，他是湖北人，跟我很熟，是我把他介绍给果夫先生的。这一次我从上海回南京，我打电话告诉他，我几点钟路过苏州，希望能在车站见面，结果我就在车站拜托他在曹家渡监狱多招呼杜重远，顶好让他行动自由，生活舒适点。朱丽生一回去就通知监狱特别优待，有三间房子给他使用，随意会客，俨然成为里面的英雄。结果就由于大家捧他，使杜觉得自己不知道有多大。那时他会客方便，高崇民（留日同学）也住进里面陪他，哭干了眼泪，左倾人士趁机而入，将之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