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炯明的初步接触

　　1920年4月底至5月初，苏俄军人波达波夫到漳州会见了陈炯明。波达波夫向陈炯明介绍了苏俄的情况，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完成革命。他还带来了一封列宁给陈炯明的信。

　　共产国际、俄共（布）在争取吴佩孚的同时，也曾打算联合陈炯明。第一、陈炯明标榜社会主义，拥护十月革命。第二、陈炯明是广东的实力派，实际控制着广东的军政实权。在苏俄看来，与其支持孙中山这样一个“梦想家”，不如支持一个实力派人物。第三、陈炯明主张联合吴佩孚，反对张作霖。这与苏俄、共产国际的政策是一致的。而孙中山主张联合张作霖，反对吴佩孚。

　　1920年4月底至5月初，苏俄军人波达波夫到漳州会见了陈炯明。波达波夫向陈炯明介绍了苏俄的情况，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完成革命。他还带来了一封列宁给陈炯明的信。列宁在信中对中国革命表示关注，对陈炯明进行鼓励。波达波夫返回莫斯科时，陈炯明托他致书列宁：“我作为福建省政府及我的军队的代表，仍像过去的广东政府一样，对您表示真诚的拥护。我还代表我们遍布在全中国各地的同志及我的革命人民支持您。我祝贺您的劳农政府及新的俄国所取得的成就，并祝愿您的国家在将来繁荣昌盛。”

　　为了进一步在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作出选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1921年冬会见孙中山后，曾于1922年初又到广州见陈炯明，长谈了三次。通过同他接触和多方调查，马林对陈炯明得出了这样的印象：第一，马林觉得陈炯明不如孙中山，“陈炯明的观点是把民族主义运动局限在广东”。第二，陈炯明在口头上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并没有把任何有关社会主义的改革付诸实施，只是热衷于在有3000万居民的广东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第三，陈炯明同情吴佩孚，反对北伐，对孙中山的态度十分消极。基于上述认识和了解，马林认为陈炯明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更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1922年6月中旬，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企图谋害孙中山。陈炯明的叛变，不仅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而且也导致了中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一厢情愿的孙吴合作

　　为了使一些最敏感的问题得到孙中山的答复，以摸清他的思想脉络，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在信中“故意显得幼稚”而“明知故问”地提出了几个问题，请孙中山解答。

　　陈炯明叛变后，苏俄曾一度努力促成孙吴联盟，希望能在北京出现一个对苏俄友好的联合政府。

　　1922年7月，由于与北京政府谈判难以取得进展，苏俄政府决定派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以特使身份来华，肩负着同北京政府谈判和联络孙中山的双重使命。对越飞来说，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利用吴佩孚的军事力量和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在北京建立一个亲苏的民族主义政府，既可以促进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又可使俄中谈判顺利进行。

　　从1922年8月到12月，越飞给孙中山发出4封信，孙中山给越飞写了3封信，信中涉及有关中俄两国的各种问题。8月22日，越飞在致孙中山的信中写道：他来中国的使命是建立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为了使一些最敏感的问题得到孙中山的答复，以摸清他的思想脉络，越飞在信中“故意显得幼稚”而“明知故问”地提出了几个问题，请孙中山解答。在8月27日的回信中，孙中山对越飞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作了回答，并诚恳地谈了自己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