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苏方的表态极为高兴，他表示接受苏联的“一切建议”，并派代表去莫斯科商讨细节。1923年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以特别决议的形式采纳了斯大林关于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政治顾问的建议，“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团赴俄访问。
从苏联、共产国际与吴佩孚、陈炯明以及孙中山相互接触的过程来看，共产国际成立初期的对华政策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包含着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结。它虽然宣布废除沙俄在华的不平等条约，又在外蒙古、中东铁路等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与北京政府谈判争取对苏俄的承认，并以中国是否允许外蒙古独立和苏俄在外蒙古驻兵，以及维护苏俄在中东铁路的经营管理权作为与中国友好的条件。虽然共产国际、俄共（布）最终支持孙中山代表的南方国民党力量，但共产国际联孙，与孙中山联俄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归结起来就是为了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的斯列帕克就看得很清楚。他在1923年8月25日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指出：“必须结束这种状况。让党还是一个党，全面开展自己的工作吧，但愿任何贯彻越飞的观点或外交人民委员部其他代表的观点的马林们，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
当然，共产国际、苏联与孙中山的联合是对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一个致命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和亚洲的进步力量，为中国反帝反封建力量的聚合和亚洲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以忽视的。
《共产党宣言》
1920年4月，第一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国内出版。在酝酿、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日子里，这本薄薄的小书，如同下了一场及时雨。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在浙江义乌县城的老家柴屋里苦熬了两个月的陈望道，在江南的春寒中，就着昏黄的油灯，对照着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将日文版翻译成中文，第一次介绍给中国读者。
第一版比如今的小三十二开本还要小，全文共五十六页，封面上印着络腮胡子的马克思的半身水红色人坐像。在坐像上端，赫然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客思、安格斯合著，陈望道译”，以及书名“共产党宣言”五个大字。可仔细查看就能发现，书名被印颠倒了，印成了“言宣党产共”，而这个错误直到1920年8月再版时才得以纠正。
如今，这本被印错的最初版，只存在两本。一本存于浙江温州图书馆，上盖着“荫良藏印”，荫良，即戴树堂的字，他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另一本，1975年在山东广饶县刘集村发现，现藏于山东广饶县博物馆，上盖着“葆苣”印章，表明是山东早期中共党员张筱田（又名张葆苣）的。
中途夭折的“一大”原稿
据参加“一大”的陈公博写于1924年的学位论文称，除了通过《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外，大会还通过了一个宣言。宣言原稿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极力主张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则“列举了北方政府和南方政府的罪恶，并说，孙逸仙博士的政府并不比北方军阀的政府好”。
这一说法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激烈争论，最后，“宣言被通过，但第二天另一项议案又议决，宣言的发表问题留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由于第一次代表大会后，这一宣言“没有公布，因而这个宣言的原稿遂不为世人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