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后主高纬先生，在卖官方面具有强烈的改革意识。该阁下上台后，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大臣们的工资待遇都无法兑现，于是他便大胆改革创新，具体干法是，赐给以和士开为首的重臣公开卖官的特权，让他们划分地盘卖官，上至郡县下至乡间的各级官职，都明码标价，给够钱就卖，而不论买官者是啥货色。钱多者做大官，钱小者做小官，没钱者再有才干，也只有干瞪眼。北齐末年出现了许多“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官职前凡标有“敕用”二字者，均是花钱买的官也。而和士开等人也因此大发横财，所得买官钱远远多于他们应得的俸禄。

秦朝大老板嬴政卖官所得，皆归国有，刘宏先生虽然大捞了一把，卖官所得，也大部分归入内库，其经营性质，乃为“国营”。高纬先生对卖官进行的改革，则属于“国营企业，私人承包”性质，以卖官所得代替大臣的俸禄，可收到减少国家财政负担的效果。而皇帝以下的大臣和地方官利用手中权力，私下出售乌纱，牟取暴利，中饱私囊，则完全是私营性质了，只不过这些人得靠手中的权力进行营业，按现在的说法叫“以权谋私”。此类私营老板，在历史上就多如牛毛了。

唐朝权奸李义府先是任吏部尚书，主持全国官吏的选拔，该家伙根本没有鉴别贤愚优劣的能力，唯以贿赂多寡为选拔干部的标准。他干上右丞相后，仗着有武则天女士撑腰，更是“专以卖官为能事”，连一直由皇帝亲自选任的御史，他都敢擅自决定，高宗也拿他无可奈何。他的母亲、老婆和几个儿子，也跟着大做乌纱交易。李记乌纱公司生意十分兴隆，全家敛财无数。

据《旧唐书·第一一九卷》记载，唐朝另一权奸元载，本性贪婪，干上宰相之后，与中书省官员卓英倩、李待荣相互勾结，大做乌纱买卖。以致“天下官爵，大者出载，小者自倩、荣，四方赍金求官者，道路相属。”凡舍得花钱者，皆能闹顶乌纱戴戴。五代时期后唐宰相豆卢革，是个善抓商机的“企业家”。唐庄宗为“匡扶社稷”，起兵攻入梁国首都开封，朝官一时奔忙，干部档案多有散失，豆卢革于是趁机出卖“告敕”，即官员的委任状，许多原先并非官宦的人花钱买得告敕，一变而为名门世家，进入显贵之列，而豆卢革也因此猛发大财。北宋的蔡京、梁师成、王黼、朱勔、李彦、童贯受徽宗宠幸，掌握军政大权，时称“六贼”，他们分别开起乌纱拍卖行，将大小乌纱标明价码，公开拍卖。其中王黼与梁师成相勾结，联合开办乌纱公司，公开标价卖官，“三千索，直秘阁；五千贯，擢通判，”便是该公司开出的两种乌纱的价码。南宋权奸贾似道，更是做乌纱生意的奇才，该家伙干上宰相之后，为了垄断官员的升迁贬黜大权，以整肃干部队伍为名，修订了《吏部七司条法》，严格控制朝廷各级官员的考核、委任，结果群小竞进，“其求为帅阃、监司、郡守者，贡献不可胜计”，贾似道也从此财源滚滚。

随着社会的发展，乌纱经营业也与时俱进，到了明清两朝，这一行业更加发达，并且人才辈出,其中明朝的严嵩父子、南明的马士英、清朝明珠、奕劻等,均是杰出的代表人物。严嵩父子不但控制了朝中文武百官的升黜大权，连一些地方小官的乌纱经营，也一并垄断，且公开标价出售：文官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武官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朝官中，吏部官价最高，买一顶“主事”的乌纱，需银万两以上。严氏父子的垄断经营，使许多官员的前途命运，要靠出银多寡来决定。南明奸相马士英，比严嵩父子技高一筹，该家伙不但大张旗鼓地开办乌纱公司，而且以“革命的名义”进行大规模经营，崇祯十七年，他打着强兵复明的旗号，假借所谓“助军兴”之名，公开标出价码，大做乌纱生意，从朝廷到地方，各级乌纱都有定价，甚至连考生也要以纳银多寡定名次。据《明季南略》记载，当时流传一首歌谣曰：“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相公只爱钱，皇帝但吃酒；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可见马记乌纱公司的生意兴隆到什么程度。不过马士英的乌纱生意,多借皇帝的诏令来做,这又有了公私合营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