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朝，由于王公大臣和地方官吏纷纷靠做乌纱生意暴富，皇帝干脆将乌纱经营权收归国有，如此一来，“捐纳”便成了一条做官的途径。中央政府制订的捐纳条款，范围极广，名目繁多。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捐纳可分如下几种：一是“捐实官”，只要捐了钱，即可到差，或待机补缺，这一种花钱最多；二是“捐前程”，付了钱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即使一时补不上实缺，也可穿相应级别的官服、使用相应级别的车辆；三是捐考试资格，即付了钱即为监生，有了考举人的资格；四是“捐升迁”,即小官可以花钱卖顶大乌纱,因犯错误被革职而丢了乌纱的官员，可以花钱买回乌纱，官复原职。

乌纱经营权收归国有之后，经营性质虽然变了，但各级官吏仍可从中渔利，捐官的手续费和捐资，被层层截留，不少官员靠雁过拔毛这一招而肥的冒油。而一些位高权重的王公大臣，仍然可以插手其间，大捞特捞，清朝末年的庆亲王奕劻便是一位卓越的“成功人士”。该家伙当时权倾朝野，不少豪门子弟、富商大贾为了闹顶乌纱戴戴，都投到他的门下；一些中下层干部为了得到肥缺或更大的乌纱，也纷纷奔走于庆亲王府。《庆亲王外传》称：“彼之邸第在皇城外之北，北京大小官员，无一不奔走于其门者，盖即中国所云‘其门如市’也。”凡是到奕劻门下求官者，自然要献上大笔银两，其中杨士骧的山东巡抚一职，出十万两银子买得，袁世凯、徐世昌等人也都是花重金买得更大的乌纱才得掌大权的。有一次邮传部尚书一职空缺，奕劻便放出口风，说此缺当售银30万两。后来盛宣怀提出要买，奕劻知道他做官撸了不少银子，便想榨他一把，说“别人三十万可以，你就非六十万两不可。”后来盛宣怀托人说情侃价，才以三十万买下这顶乌纱，但奕劻要求“须交现金，不收他物”。没几年，奕劻靠买官和贪污受贿所得便达万万两。由于奕劻乌纱生意异常火爆，故而赢得了“老庆记公司”的称号。

后来，清政府将乌纱经营国有化之后，想做官的人均可靠捐纳闹顶乌纱戴戴，但其中有不少人是靠借债购买的。借款的方式很多，有的向私人借，有的向钱庄借，有的则通过金店老板或古董商代办，即购买乌纱的钱由金店老板或古董商垫付，等到捐官的人乌纱加顶，走马上任之后，他们再收回成本和利息。借款的利息很高，往往要加倍偿付。

自秦至清，君主专制社会悠悠两千余载，乌纱生意或为国营，或为私营，或为公私合营，其经营性质虽然变来变去，或是皇帝靠此项生意大发其财，或是权贵从中牟取暴利，但对于乌纱公司的众多顾客而言，都是一回事，乌纱既是商品，无论谁买，均需付钱才能取货。这些为一顶乌纱而花了钱、出了血的人，一朝上任，便要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如委羊群于饿虎之口，虽有强弓毒矢在其后，亦必吞噬而无所顾”，他们很快收回了购买乌纱的投资，并迅速成为豪富，但人民却因此而遭殃。由于只要出得起钱，奸险贪鄙、昏庸无能者皆可做官，无钱可出或不愿花钱买官者，即使才高德隆，也不得任用甚至被贬黜，致使官场腐败，社会黑暗。从皇帝到各级官吏，竞相将乌纱当作商品经营以牟取暴利的干法，虽然支撑着历代王朝的一时的繁华，但是也无疑将历代王朝推向衰亡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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