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在《黄帝内经》有明显的体现。如在阴阳学说中，既强调阴阳的对立制约，又强调阴阳的动态平衡；在五行学说中，“亢则害，承乃治”，五行之间既存在循环递相的相生关系，又存在隔相的克制，保持动态平衡。以往我们多从儒家中庸合和思想、阴阳家阴阳五行思想来研究《黄帝内经》中的矛盾观，忽略了《孙子兵法》中丰富的对立统一矛盾观内容。《孙子兵法》中对矛盾的表述，虽未曾提出诸如“两端”、“阴阳”等偏于形而上的抽象概念，但作为一本军事著作，从实践经验的角度出发，对战争中的众寡、强弱、勇怯、胜负、远近、全破、生死、迂直、高下、险易、远近、广狭、久速、寒暑、奇正、虚实、动静、攻守、进退等作了详细而精彩的论述。形而上与形而下本无所谓高低之分，从一定角度上讲，相对的形而下更具有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就如《庄子·养生篇》中亦是从庖丁解牛的故事论述了由技至道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的技术哲学理念的体现。《黄帝内经》作为记载医人之术的医籍，不论是从医学的根本实用技术目的来看，或是从人体与疾病正邪斗争的研究层面来看，更加则重于实践的、对矛盾双方全面论述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孙子兵法》中的矛盾分析方法，是《黄帝内经》中“技术”层面矛盾分析法如“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等的重要来源。而且，《孙子兵法》否定了巫术的思维方式，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又能通过对局部的、细微信息的收集来判断敌情，如“有班马之声，齐师其遁”、“城上有乌，齐师其遁”，《黄帝内经》中察色、视形、按脉等见微知著由局部认识全体的诊断方法实际上便是《孙子兵法》理性思维借助于五行这个思维工具的具体运用。

其次，《孙子兵法》中建立在对立统一矛盾观基础的比较分析法，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法。《计篇》讲“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也，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在全面分析敌我双方在政治、天时、地利、将帅、法规五方面的情况后推断胜负，这种思维方式与中医学在疾病的发生、诊断、演变、转归等方面思维方式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如果说《黄帝内经》对于人体生理整体观的构建主要是在阴阳五行理论指导下进行的，那么落实到技术层面的诊断、治疗，除了阴阳五行这种思维工具，《孙子兵法》中全面的、比较的分析法是其理性思维的源头。

（责任编辑：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