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葛洪在《西京杂记》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许博昌，安陵人也，善陆博，塞婴好之，常与居处。”其间。许博昌创编了一套六博棋的棋术口诀，使得“三辅儿童皆诵之”。后来，“又作《六博经》一篇，今传世之”。这里向我们展示了当时民间对博戏的喜好，以至连京师周围的小孩子都能顺口而歌六博诀。而《六博经》的出现，则是汉代六博游戏发展的又一显证。

　　汉代还出现了一些专以博戏为业的人，这些人被称为“博徒”。如《后汉书.许升娄传》就称“（吴许）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盐铁论.授时》亦言当时“博戏驰逐之徒，皆富人子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三国时期，以致出现了因“好玩博弈”而达到“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的地步。

　　当时博戏的盛况，在考古资料中有着较多的反映。70年代中期，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和13号秦墓中都发现了六博棋局。其中11号墓出土的博局接近方形，长32厘米、宽29厘米、高2厘米，局面阴刻道纹、方框和4个圆点。同出漆黑的棋子12颗，6颗为长方形，另6颗为方形。并有用半边细竹管填以金属粉制成的长约23.5厘米的署6根。这副棋局，可以使我们对春秋战国以来的六博棋有更为完整的认识。在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以及铜镜纹饰中，也有许多反映当时六博的图案。如四川成都市郊出土的《仙人六博》画像砖，图中两仙人肩披羽饰，相对博弈。背景上有仙草、凤鸟为陪衬。这类“仙人六博”，是汉画中的常见题材，它与曹植《仙人篇》“仙人揽六著，对博太山隅”以及南朝陈张正见《神仙篇》中的“已见玉女笑投壶，复睹仙童欣六博”等文字正相吻合，人们把玩六博看成是神仙过的日子，可见六博这一棋戏在当时的影响之深。

　　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出，一套完整的六博棋，应包括棋局、棋子、箸(即后世所称的骰子)。另外还有博筹，用于记录对博者的输赢情况。六博的行棋方法主要包括大博和小博两种。西汉及其以前的博法为大博，此法以杀“枭”为胜，即对博的双方各在己方棋盘的曲道上排列好六枚棋子，其中一枚代表“枭”，五枚称作“散”，以“枭”为大。用“箸”六个。对博时，双方先轮流掷著，再根据掷得的“箸”的数量多少行棋。数越大，走的棋步越多。六博行棋时，双方要互相逼迫，“枭”一得便即可吃掉对方的“散”。同时，“枭”在己方“散”的配合下，调兵遣将，争取时机杀掉对方的“枭”。对博的胜负以杀“枭”来决定，即《韩非子》中所言“博者贵枭，胜者必杀枭”，这一点和象棋中以杀将夺帅为胜相类似。东汉时期，对六博的形制进行了革新，出现了二茕（音qiong）（与箸的作用一样）的小博。这种博法是一方执白棋6枚，一方执黑棋6枚，此外双方还各有一枚圆形棋子，称作“鱼”，将它们分别布于棋盘12曲格道上，两头当中名为“水”，“鱼”便置于“水”中。行棋的多少是根据掷带的数字而决定，哪一枚棋子先进到规定的位置，即可竖起，称为“骄棋”。随后这枚“骄棋”便可入于“水”中，吃掉对方的“鱼”，称为“牵鱼”。每牵一次鱼，可获博筹二根，如能首先牵到三次鱼，得六根博筹，即算获胜。有关这类博法的形象资料，见于河南灵宝东汉墓出土的一套绿釉博棋桶。在一张坐塌上置长方盘，盘的半边摆有6根长条形算筹，另半边置方形博局。博局上每边有6枚方形棋子，中间有二枚圆形的“鱼”。坐塌两旁跪坐二俑对局，左边一人双手向上前举，似乎在拍手叫好，右边一人两手摊开，形象逼真。

　　六博最初是一种带有比赛性质的娱乐活动，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赌博手段。在中国，随着六博赌博化趋势的加强，在博法上原先六筹得胜的计算容量，已远远满足不了博徒心理的需要。人们的注意力及胜负判断已主要集中在掷箸(即掷采)这一步骤上，侥幸心理与求财动机如影随形，“博”与“赌”渐渐沾合结为一体。这样一来，失去了大众化的六博在汉代以后逐渐呈衰势，进入晋代后便销声匿迹了。在国外，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六博戏也传了出去。东晋、十六国时已传至印度。不过，在隋唐以后，传至国外的六博戏也逐渐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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