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盛和煜所写湘剧《山鬼》,也当属悲愤之作,因为,他从十六岁读屈原起,就觉得他是世上最懂得屈原的人,那个时代似乎让他接触到了古时屈原的灵魂和情绪,似乎触摸到了屈原的灵魂深处的东西。可见,虽然历史没有重演,但后人的情绪总会被前人的情绪点燃,从而演化出一个现在的屈原。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现在版的屈原。
奇幻之笔写屈原成仙以抒怀
在清代戏曲中,除去悲愤常态的“屈原”之外,周乐清的《屈大夫魂返汨罗江》、丁耀亢的《化人游》以及胡盍朋的《汨罗沙》都是幻化之作。他们的理由是:“悲欢常态,不足以发我幽思幻想,故一托之于汗漫离奇,狂游异变,而实非汗漫离奇、狂游异变也”,其目的是“别创规模,立案翻新,令观者称快,叹未曾有”。其实,这些幻化之作就是时下的改编作品。他们往往以自我之浪漫情怀给屈原另设结局。比如,《屈大夫魂返汨罗江》写屈原被渔父救活重返楚国政坛,并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献策楚王,最终,楚国联合赵国击败秦国,以雪前耻。丁耀亢的《化人游》则更加离奇,屈原不仅成仙,而且所居之所叫做“鱼腹国”。有一何生修道成仙之后,在鱼腹国求见屈原赋骚,只见有二老对坐围棋,相对大笑说,你输我蓬壶一座,阆苑三山,三十年后须当还我;另一个说,你输我火枣十斛,琼浆千石,待东海扬尘,却来勾账。胡盍朋的《汨罗沙》把屈原写成湘江水仙,与吴江水仙伍子胥一起巡江,完全脱开史实,把屈原另行安排。仔细想来,这些剧作虽然与历史不吻,但作者的用意在于对历史的同情,对现实的失望,借屈原以寓意,从而达到寓言剧之目的。也许这更加符合人类和平之愿望。人间天国虽然很难看到,但寄予理想是无可厚非的。现在想来,中国的悬幻作品古已有之,完全可以拍出《阿凡达》的电影效果。
抗战形势需要借屈原以呐喊
如前所述,今人对屈原的理解,基本上以郭沫若先生的观点为依据。因为,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是其历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在他写《屈原》话剧之前,他已经解决了屈原两大形象的识别问题。其一,定屈原为伟大的爱国者;其二,把屈原作为孔子“仁政”的代表人物。他的爱国形象与主张仁政的形象是一致的。因为,他想以楚国为中坚力量,在六国推行仁政来统一中国,从而与“虎狼之秦国”的武力统一中国区分开。而他一生的拒秦之举,恰恰与中国的上世纪40年代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形势相仿,所以,才有了郭沫若要写《屈原》一剧的时代需要与革命动力。借古喻今,借历史说现实,恰是郭沫若的长项,因为他对历史颇有研究。
按郭沫若先生自己的说法,《屈原》写于1942年1月,这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最为黑暗的时候。半壁河山沦于敌手,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并且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大肆屠杀爱国抗战的军民,掀起反共高潮。郭沫若面对这样的政治现实义愤填膺,创作了《屈原》,以鞭挞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他说:“全中国进步人民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时的时代(《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专著《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认为,通过“南后诬陷”这一突变,屈原一生的悲剧性已被凝聚在一个具体事件中了。政治斗争采取了人格污蔑的方式,保民兴楚的大业毁于顷刻之间,伟大高尚的灵魂被卑污的小人践踏,智慧和忠诚在昏庸面前失去了作用,这正是屈原一生悲剧的戏剧化的表现,遭此巨变时,从屈原那可与日月争光的心胸中喊出的是: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呀!郭沫若借屈原的呐喊,喊出了抗战军民的心声。《屈原》在当时的重庆演出,震撼了所有的观众,起到了鼓舞抗战士气的巨大作用。
我们需要怎样的屈原
从孤愤的屈原,到幻化的屈原,再到抗战需要的屈原。我们说,屈原的戏剧形象无不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而一个真实的屈原,他绝不是戏剧的屈原,也未必是历史的屈原。两千多年来,谁能认识真实的屈原呢?也许,我们会感到楚国的屈原很遥远,《离骚》的屈原很神秘,政治的屈原很失意,放逐的屈原很孤独,爱国的屈原很崇高……可是,我们毕竟不知道,我们需要怎样的屈原。如果让我挑选,我宁可选择戏剧的屈原。因为,一个戏剧的屈原最像时代的屈原。而今,伟大的屈原以及有关的端午节,已经成为一个打上文化标志的仪式,并非学子式、学院式的屈原了。人们在节日怀念屈原,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并没有什么实际内容。我想,当屈原被推动着走进大众,成为旅游节上文化与商业联姻的标签,本身就很有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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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与屈原
据说,在屈原之前已经有端午节。可以想见,屈原生前也要过端午节。当时的过法只是“五月五日,蓄兰而沐”。这个节应该是一个“卫生节”。这可能与天气的温度有关。这一天,人们除了沐浴之外,还要洒扫庭院,挂艾枝,悬菖蒲,洒雄黄水,饮雄黄酒,激清除腐,杀菌防病。而自从屈原在汨罗江“怀石投江”之后,端午节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包粽子投在江里,划龙舟驱蛟龙,是为了死后的屈原不被蛟龙撕咬他的身体。
(责任编辑:柑柠凤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