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放映男女分座
当时城市里的影院，每月得到周边的农村放一次电影，放映员要带着胶片、柴油发电机、放映机和一桶沙子。因为有的电影拷贝是硝酸片，放映过程中很容易着火，一着火就会释放有毒气体。所以一发现有着火趋势，放映员立即把整本拷贝埋进沙里。农村露天电影开场之前，放映员还得上台来段快板，宣传国家的政策。城里影院早就实现了男女同坐，但在乡村放电影时妇联主任经常早早到场，在中间拉条线，开映时男的坐一边，女的坐另一边。不过，“分坐线”作用有限，放映时常常有男女青年隔着线打闹。
80年代 观众凌晨两点就排队
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的影院基本都只有一个厅，可容纳一千多名观众。座椅全是硬板椅，观众一离场，影院里哗啦啦的直响。其他硬件也比较落后，没有空调只有吊扇。直到1984年，开始改造成斜坡式的现代电影院，并且开始搞多种经营。
据原首都电影院业务员刘鸿鹏回忆，当时团体票占了票房的大部分，零售票很少，影院门口常常排大队，还有人专门在影院门口等退票，甚至还出现过黄牛党。为此，文化局特别要求影院黄金时段至少留出200张票供零售。此外，二楼的40张外宾票在开映前30分钟才能发售。楼下普通票卖2毛、3毛，学生票1毛5分，外宾票卖4毛。就这4毛钱的“贵价票”，也是当时的抢手货。那会儿，放映员是个倍儿有面子的职业，很多人都以认识他们为荣——因为可以请他们帮忙买到紧俏的电影票。
在刘鸿鹏的印象中，80年代的电影市场逐步向世界打开大门。“记得当时举办过一个英国电影周，影片里有希区柯克的悬疑片《三十九级台阶》。那时每天早上电报大楼8点一唱《东方红》，我们就开门。开门一看，一百来号人在外边排队等着，有人凌晨两点就来了，就为了一张《三十九级台阶》的票。”
《南征北战》看了50多遍
“我们住在南城，特别熟悉的有菜市口、广安门、天桥、戏校排演场这几个电影院。一般都是周六晚上，父母在机关工作，带孩子去电影院看场电影，作为对孩子的奖励。”57岁的喻先生回忆道，当时的电影都是循环播放，很多人都是反复看同一部电影，“学生票5分，大人票两毛到两毛五。”喻先生的岳父是新四军，解放战争时参加过淮海战役，当时上演《南征北战》，他前后一共看了50多遍。“有了娱乐电影后，我邻居有个大妈，连着看了九场香港电影《三笑》。”
《红高粱》散场一片寂静
80年代末的《红高粱》是喻先生记忆中又一个节点，“当时在政协礼堂放映，只对内部播放，票是朋友送的。我跟爱人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电影，结果发现政协礼堂全坐满了，电影散场时，只能听见观众涌出大门的脚步声，没人说话，因为这部电影真正把观众吸引住了，大家都在回味中。从那天起我就知道了张艺谋。”
90年代 看电影吃爆米花流行
大观楼原经理苗造堂从1992年任职到2003年，在他任职期间，中国电影逐渐开始有了大片引进，而他也见证了另外一个消费习惯的诞生，那就是“看电影吃爆米花”，“解放前进电影院，都会有服务员端着托盘，里边放着花生瓜子等吃食，走到观众身边叫卖。‘文革’时物质匮乏，北京的电影院基本上就不卖吃的了。改革开放后逐渐恢复，那个时候卖的是冰棍和汽水，一般都是5分、一毛的。1993、1994年前后，海外引进的大片多了起来，而观众们也开始了吃爆米花喝乐可看电影的消费习惯，当时是一塑料袋爆米花两块钱。”苗造堂回忆说，当时大片的票价一般在6块到10块，而很多观众也愿意再掏两元买袋爆米花。
记者探访 寻找福寿堂
前门外打磨厂街从外边看并不起眼，记者在深巷里反复走了几趟，终于在西打磨厂街179号，遇上一位姓赵的大爷，“没错，这就是福寿堂。”
当年的福寿堂是家山东饭庄。有记载称院里花坛、戏台气派非凡，可容纳几百人看戏。民国初年，一位富商在此办寿筵，请来杨小楼、王瑶卿、梅兰芳、荀慧生等众多名角，从中午一直唱到夜里3点。1938年福寿堂倒闭。
现在的179号，连门牌号都是用粉笔写上去的。红漆大门两米左右，穿过一米多宽、十几米长的过廊来到后院，豁然开朗，眼前的一大片天地大概有排球场大小，房屋虽然都已拆成断壁残垣，但残缺的房梁上还挂着一小截精致的铁质雕花，凭借轮廓仍能想象出当年的花坛和戏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