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若爱千古，尔当爱现在”。

 

1918年春天，李大钊先生的名文《今》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4期。它唤醒一代“新青年”的勃勃生机，预示一个国家和民族充满青春朝气的新时代的来临。至今，许多知识家庭的父母还在要求孩子，从小背过这篇散文。

 

“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他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他可以宝贵……

 

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

 

吾人投一石子于时代潮流里面，所激起的波澜声响，都向永远流动传播，不能消灭。屈原的《离骚》，永远使人人感泣。打击林肯头颅的枪声，呼应于永远的时间与空间……

 

忆独秀先生曾于《一九一六年》文中说过，青年欲达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尝推广其意，也说过人生唯一的蕲向，青年唯一的责任，在‘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

 

——文中说到陈独秀先生，陈、李二人相交甚笃。前一篇“行走京城”曾提到陈独秀被捕，李营救其出狱。1年后，陈再次被追捕时，李化装成商人赶骡车带其潜逃出京，南下上海。

 

言归正传。

 

正当李大钊先生发表《今》之一文时，毛泽东与蔡和森等在长沙成立了“新民学会”，中国各地青年才俊奋发有为，纷纷成立各种学社、学会，创办各种学刊、报刊，收拾河山、救国图存的声势大潮汹涌。同年秋天，青年毛泽东来到北京，来到北大红楼，在李大钊的推荐下，成为月薪8块大洋的图书馆管理员。

 

在《今》文面世、被莘莘学子传诵之际，李大钊先生以图书馆主任的身份，入住位于沙滩“五四大街”上的北大红楼。他的办公室就在一楼东头，房间号是119。室内陈设简朴，桌椅文具而已，与他的故居内的简洁是一样风格。一位中学生问讲解员：“李大钊和陈独秀是什么关系？”讲解员说：“陈独秀是文科学长，李大钊是图书馆主任兼教授。”其实，陈、李二人既是改造社会的文章知己，戮力《新青年》；又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加兄弟，所谓建党发起人“南陈北李”。当陈独秀出狱时，李大钊曾赋诗一首——《欢迎陈独秀出狱》：“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在红楼，在李大钊先生的周围，有不少仰慕者、追随者，包括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高君宇、葛霁云、弓仲韬、郭春涛、韩麟符、何孟雄、侯外庐、黄日葵等。他们被李大钊先生的精神与信念所感召，投身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业。关于此时李大钊先生的风度、气质，一位日本新闻界人士渡边已之次郎说得真切：“头发剃得很短，圆脸红颜美髯，着黑色长袍……是一位给人以好感的少壮绅士。日语流畅，谈锋锐利，不掩饰感情，据理雄辩，语酣之处显示出剖肝沥胆之气概，给我们留下了最好的印象和快感。（他还有）不把听众鼓动起来不罢休的气势，（使）争论遂趋白热化……”

 

李大钊先生月薪二三百元，却总是囊中羞涩。他帮助穷困学生总是出手大方，一批又一批赴海外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不知多少人得到他的援助。当时，刚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归国、在北大俄文系当旁听生的曹靖华，因交不起学费就要辍学，李给会计科写短信，以自己薪金代交其学费。只听讲解员在说：“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特意嘱咐学校财会人员，每月将李大钊的工资直接交给其家属——夫人赵纫兰。不让李大钊拿到钱，是怕他在周济他人时连家庭生活费都不考虑。”“还是蔡元培校长好！”——几个学生在嘀咕。对于比自己年长6岁的贤惠妻子赵纫兰，李大钊先生在《狱中自述》中有记载：“钊在该校（曾在天津考入政法专门学校、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