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收益目标不外乎两项：温饱抗灾和覆盖。

覆盖是排他性地占有他人的时间。覆盖包括生理武力覆盖、经济覆盖、文化覆盖。

孟子说的“仁覆天下”（《孟子·离娄上》）是文化覆盖，文化覆盖的双方都很主动。例如，覆盖别人的作家，被作家覆盖的读者，都能为个人带来较大的收益。单纯的生理覆盖也是对称的，如情投意合的夫妇之间。而在经济覆盖中，被覆盖的职工的个人收益较大，就会比较主动，反之，就会比较被动。非单纯的生理覆盖和武力覆盖，也是不对称覆盖：在非单纯的生理覆盖如嫖客与妓女之间，嫖客比较主动，妓女比较被动；至于武力覆盖，只有覆盖方取得收益，而被覆盖方通常遭受强加的暴力——不但没有收益，还要遭受痛苦，所以被覆盖方只要有可能就会反抗对方的覆盖。在对称的相互覆盖中，分不出覆盖方和被覆盖方，如促膝交谈的两个好朋友（对称的文化覆盖），理想化的完全竞争市场上的自由交易双方（对称的经济覆盖），又如情投意合的性交夫妻（对称的生理覆盖）等。武力覆盖没有对称覆盖。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不分胜负的对打表演，并不属于武力覆盖，而是利用姿势语言进行的文化覆盖，或兼有经济覆盖——如果对打仅限于自娱，双方的文化覆盖是相互对称的；如果对打时表演给观众看，那么虽然对打双方的文化覆盖是相互对称的，但他们与观众之间的文化覆盖却是不对称的；如果对打表演要卖门票，那就兼有经济覆盖的性质了。

温饱抗灾和覆盖是人类行为的主要目标。耗散性的行为通常不被认为是目标，如睡懒觉，闲逛等等。

最高的管理目标是群体延续。可是在具体的管理工作中，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还需要分解目标，一般说来分为四个层次，亦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孔子时代，诸侯可以“治国”，大夫只能帮助诸侯“治国”，自己只能“齐家”（比较大的宗族），大夫之下，通常是“修身”，在自己日常接触的家庭成员和朋友之间“立”，也就是“相对成功”。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层次增多，成功者的具体情况不一样，但是对于管理者来说，成功者通常都是竞争中的获胜者。竞争分为三大类：战场竞争、市场竞争、科举竞争，把这三类获胜者的共同点归纳在一起，就是“个人覆盖度比较大”。“覆盖度”等于一定时期内覆盖主体对被覆盖主体的排他性影响时间，与社群全体成员的生存时间之比。

影响的时段越长，目标就越高。最高目标的时段没有限定，人们希望是“永远”。因为子子孙孙永无穷尽。

不同的社会，竞争规则也有所不同；竞争规则越公正，成功者的覆盖度越大 ——不但空间覆盖度大，时间覆盖度也大。

战场竞争规则十分公正，所以从古至今，每一次较大战役的胜利者都扬名当代，名垂青史。世界各国都有许多名胜古迹与战场竞争的获胜者相关。

成熟的市场竞争制度相对公正，所以欧美社会中的大企业家拥有较高的个人覆盖度，但是在声望方面不如大法官、科学家、政治家和律师。

成熟的科举竞争制度很公正，所以中华社会中的“进士”全都“金榜题名”，并被“树碑立传”。“进士出身”的重要官吏常常是“名利双收”，“流芳百世”。

“覆盖度”指标是现代人熟悉的“价格”指标的推广：人与人之间的“博奕”结果，体现于“谁是胜方（覆盖者），谁是败方（被覆盖者）”，因此难以用“价格”来作主要指标——“时间价值”至少“与市场商品成本具有同等重要性”。

“价格”总是可以换算为“排他性时间”，这很容易理解：购买高价商品或服务的金钱，要用较多的时间来谋取。相反，“排他性时间”却不是总能换算为”价格”：竞选演讲中的演讲人与听众的相互覆盖不对称，演讲人的两个小时“排他性”地占用了几倍甚至千百倍的他人时间，这是很难换算为价格的。商业交易是提高“个人覆盖度”的方式之一：卖出一个高价商品，就占用了卖者的较多时间，买的人用较多的时间才能挣到那份儿“价格”。

从“覆盖”出发，还可以发现人类心理的三个共性：最小耗能、走向高层和契约下放——如果有好几种途径达到同样多的个人覆盖度，多数人都会选择耗能最小的途径（最小耗能）；为了达到同样多的个人覆盖度，在社会的较高层次比在较低层次的耗能少，所以多数人总是想成为较高层次的人（走向高层）；高层之间解决利害冲突的方法比低层的方法更少遭到惩罚，耗能也就更少，所以常常覆盖低层，被低层采用。

尽管多数人都想走向高层，可是要为此付出代价，万一达不到目标，就不是最小耗能，而是用了较多的努力只达到其他人不用太多努力也能达到的目标。因此，成功者通常都有一个基本素质：坚持努力，走向高层；至少是他（她）的父辈或祖辈具有这个素质。继承祖上遗产或遗权的成功者可以比其他成功者较少努力，但也不能不努力，否则就会变成败家子。

大家一起信上帝是“曲线覆盖”：表面上谁也没有覆盖谁，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其实“牧师”这个名称译得很好——“牧”是覆盖者，被“牧”的人是被覆盖者；“神父”就更不用说了：谁“神”，谁就是“父”!在东正教的弥撒（含会众礼拜）中，诵读长篇经文和诗篇是主教的专职，事先还要遣散慕道者——对教徒来说，“被覆盖”也是一种特权。这就是上文提到过的，文化覆盖具有较强的对称性和互利性。

日常生活中最多的是“直线覆盖”：管理人，雇佣人，诱惑人，打击人，议论人等等。

如果把覆盖的时段选为公元前三千年到公元二千年，那就可以判定：孔子是全世界最大的成功者，因为孔子“排他性占有他人时间”的人数最多，时期最长。耶稣第二，穆罕默德第三，释迦牟尼第四，等等。基层的三种时间覆盖获胜者中，以同样的规模来看，最大的成功者是中国宗族的祖宗，如孔子、孟子、曾子等等；其次是欧美大家族的创业者，如英皇室、荷皇室、福特、洛克菲勒、肯尼迪等等；第三是印度种姓的尊师，第四是俱乐部的创始人。原因也很简单：条件越严酷，成功者付出的努力越多，个人覆盖度也就越大。俱乐部处于最后，是因为它们寄生在已经发达之后的社会中，比古代南亚的印度环境还要宽松；社会的财富是欧美大家族及其同时代的人们积累起来的，而不是俱乐部的创始人及其成员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