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汉以降(读“酱”),凡百年以上的大一统社会,无不采用科举竞争制度。

至今为止,还没有超过它的进展,只有一个与它平行的(同样伟大的)进展----用“合法挣钱的法人收益” 作为和平时期的升层标准。

科举竞争社会中的每个人(最初限于男性) 都可以通过“学问品行”走向高层,市场竞争社会中的每个人(最初也限于男性) 都可以通过“提供就业”走向高层,竞争结果全看一个人的知识和行为, 这种公正的社会规则就成了大一统社会的首要凝聚力。

科举竞争社会和市场竞争社会都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而是历史演进出来的:秦末汉初,儒学知识一次又一次地显示了它的有效性 ---- 张良为帝筹谋(详见和第6 - 3节)、叔孙通教臣演礼、陆贾提醒刘邦吸取秦始皇的教训、贾谊提醒刘恒(文帝)“以农为本”(《史记·卷99、97、84》)。

尽管如此,刘邦死后还是出现了吕后,乱子出在最高层;文帝死后出现了七国之乱,也是最高层:七国的王爷们是景帝(文帝的儿子)的伯伯叔叔辈儿的刘家宗亲.叛乱被中央拥有的人才(如周亚夫) 平息了,可是最大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如果王爷们也开始搜罗人才,也像中央一样笼络人才,下一次谁胜谁负?能不能没有“下一次”?即使有,能不能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中央手里?

归根结底,是政权的基础问题:王爷们看到的历史,是刘邦打天下靠枪杆子,吕后一篡权就抓枪杆子,周勃诛吕又靠枪杆子,文帝靠的是周勃;景帝靠的是周亚夫,也是靠的枪杆子.......

事情还有另一方面:除了枪杆子之外,合法性还靠反面教员.正如陆贾所说:刘邦打天下不只靠军队,还靠了各地反对秦朝暴政的民心 ---- 刘氏政权的合法性,是因为与秦相比,更多地获得了民众的信任,建立了威信。

吕后篡权, 也不是光靠枪杆子,还靠另一种“反面教员”如韩信、彭越和英布.刘邦杀功臣的官方术语是“平叛”,“粉碎反革命的阴谋”.吕后一死,吕家只剩了军权,所以反而成了为周勃树立威信的反面教员.周勃在军中一呼百应----周勃说:“拥护刘家的把左胳膊露出来, 拥护吕家的把右胳膊露出来”,结果,“军中皆左袒为刘氏。”(《史记·卷9》)

景帝平叛,七国作为反面教员,巩固了景帝的合法性。

政权合法性一定要靠反面教员吗? 自秦末至景帝,一直是这样。

如果继续下去,中华社会就会陷入周期性的动乱循环之中。景帝本人似乎还发现了什么苗头, 废了第一个太子, 立了七岁的刘彻(汉武帝)为太子----小孩子家还不会和他争权(《史记·卷11》)。

想要让王爷们懂得陆贾说的道理,首先要让大臣们“尊儒”。

景帝末年, 中华社会“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有了需求,有了积累,一个崭新的制度呼之欲出。

景帝一死, 西元前140年(汉代建国六十七年)的时候,新“即位”的皇帝把自己憋在肚子里的一个想法儿拿了出来.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盛世”的缔造者,汉武帝刘彻*.汉武帝并没有拿出一个治国大纲,更没有凭着一份大纲就搞“革命”;他不排斥原有的社会格局, 不排斥皇权和战功升层,他“只”增加了一条新的升层通道:以诗书礼易和春秋( “五经”管理知识)作为和平时期的升层标准---- “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具备管理国家的知识),受策察问(接受考题),咸(皆)以书对,著之于篇(撰写考卷),朕亲览焉(皇帝就是主考官) .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科举竞争的优胜者升层任用)。”(班固《汉书·前汉卷6·元光元年》.*王先谦的补注中引用了沈钦韩和洪迈的考证.洪迈断代的证据更多. 从上下文来看,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五月汉武帝“诏贤良曰”的内容在建元元年<西元前140年> 就实行了.当时做了没说,用现代的说法是“没有上升到理论认识”。有些话也可能说了,可是不如后来说得好.建元元年的举首是董仲舒,公孙弘被选为博士; 六年之后,元光元年,公孙弘也成了举首.在这之前,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对策中各地向中央“进贡”人才的建议,所以元光元年的“诏曰”比建元元年说得更好,更值得写入史册.班固为了避免重复,就把这两件事一起放到元光元年记载,末句是:“于是董仲舒公孙宏等出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