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 中的 《国风》就是民歌,相当于现在说的“通俗歌曲”.除了《国风》之外,《诗经》中还有《小雅》、《大雅》和《颂》,分别相当于现在的抒情独唱、咏叹调和国歌进行曲等. 不过,现在说的“国”相当于当时的“天下”,当时的“国”相当于现在的“城堡”或“城邦”,包括供养城内居民的周边农田和农民,所以《诗经》中的“十五国风” 不过是十五个封建城邦的民歌.国风的第一部分“周南”是天子所在城邦的民歌,不过最初是周公姬旦长住,称为东都,“周南”中的“周”就是周公.第一首“关睢”发生在关东的黄河边上,大约在现代的河南洛阳附近.

近年有人考证出《诗经》是尹吉甫一人创作的,他既采用民歌的形式,也采用其它体裁, 就形成了《诗经》中的四大部分.尹吉甫是南燕人,创作时间是周宣王三年到幽王七年(公元前825~775年) ,前后约五十年(参见李辰冬《诗经通译》(1980,三版),《诗经研究》(1990,再版),和《诗经研究方法论》(1978),台湾水牛出版社).

这个考证结果与近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一致:最初的文化成果来自少数知识分子.不但中国是这样, 西方也是这样,例如《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由荷马一人所作,约在公元前700年成文(参见赫·乔·韦尔斯: 《世界史纲》第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原因也不复杂:一个人偶尔说出两句或几句规整合韵的话语,不算很难,在《尚经》和《易经》中都有这样的例子;可是十几句几十句甚至成年累月都这么有意识地去做,形成一种体裁, 是很难的 ---- 一定有一个人发生了精神上的“变异”.这样的变异,正如自然界中生物发生的基因变异, 概率很小,不然物种就不能保持稳定.如果两个人同时发生变异, 概率就更小了.所以最初的诗篇总是源于一个知识分子.这不是说“群众”不起作用,恰恰相反,“群众”对于“变异”的筛选具有决定性作用---- 一个“变异”,必须处在有关群体的 “精神放大谱段”之内,才不会自生自灭,才可持续(参见张祥平《人的文化指令》第173~1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以下简称《人令》).

早期的知识分子与文盲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对文字文献的识读理解方面, 而不是表现在文字的雅俗趣味方面. 可是即使与现代的通俗歌曲相比, 也可以看出《诗经》不那么“俗”.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通俗歌坛上, 最适合用来与“关雎”相比的是“纤夫的爱”(崔志文词):也是对唱,也发生在水边(引自卜源,伟光编《好歌大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

男: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思思爱爱纤绳荡悠悠.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思思爱爱纤绳荡悠悠.

女: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纤绳上荡悠悠.

你一步一叩首哇,没有别的祈求,只盼拉住我妹妹的手哇,跟你并肩走啊.

男: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思思爱爱纤绳荡悠悠.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思思爱爱纤绳荡悠悠.

女: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我俩的情,我俩的爱,在纤绳上荡悠悠.

你汗水洒一路哇,泪水在我心里流,只盼日头它落西山沟哇,让你亲个够啊.

把这支歌与“关雎”一比,就能体会到司马迁对《诗经》的评价:“国风中的诗抒发爱美之心,却不肉麻;小雅中的诗抒发不平之心,却不添乱.”(《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

“纤夫的爱” 不但有些肉麻(见女声两个最后一句) ,而且十分粗俗:从歌词内容来看,男女双方是一对夫妻,早已过了初识和初恋的阶段,可是那男的只会说三句话,一共重复了四遍.给人的印象是:内心世界空空如也(野).他不会抒发爱美之心,因为他爱的不是美.把司马迁对《诗经》的评价颠倒一下顺序,很适合“纤夫的爱”:肉麻,却没有爱美之心.

美是直接的精神满足,不是物质满足,不是肉欲满足.物质满足可以是直接的,例如吃一顿饱饭;也可以是间接的,如“望梅止渴”,又如“让你亲个够”----如果真的“亲”,是直接的物质满足,而如果只是听见歌中唱“亲”,是间接的物质满足.精神满足也可以是间接的, 如“顶礼膜拜”,又如“谈笑有鸿儒”.可是“美”必须是直接的精神满足.“顶礼膜拜”不是“美”,不是直接的精神满足,而是借助仪式,间接满足对“崇高”的需要和对“伦理”的需要;“谈笑有鸿儒”也不是直接的精神满足,而是借助语言,间接满足对“理性”的需要.

《关雎》 也要借助语言,正如《红楼梦》,可是《关雎》和《红楼梦》中的语言,重构了一个真实的生活天地, 让读者从这个天地中获得直接的精神满足. 世界上的小说很多, 如果写得不好, 小说中的生活天地与真实生活相差太大,那么,不管作者用多少形容词,读者也不能获得直接的精神满足,不能感到美.不同文化圈的交流也是这样,印度人觉得非常美的诗歌和小说, 欧洲人不一定觉得那么美;欧洲人觉得非常美的诗歌和小说,中国人不一定觉得那么美.除非中国人把自己“欧化”到欧洲人的程度;正如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 把自己“汉化”到中国人的程度,娶中国姑娘当妻子,与中国士大夫相往来,经史子集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就觉得《红楼梦》的生活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