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组织是文明社会的中坚，管理者比普通成员更多地依靠时间纽带。这就是“文”明之所以为“文”的原因----经史子集文书中的“经”和“史”不但中国有，西方有，印度和伊斯兰教也有，只是数量规模不同而已。以中国最为完整系统庞大，而且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超出方言的“雅言”。有些现代人认为文献传统太多是中国不能现代化的原因， 称之为“保守”、“封建”、“封建保守”或“保守封建”。其实“雅言”就是后来的“国语”和“普通话”。在儒家管理学看来，中华文化是一个整体，是组织管理的巨大资源。

经史是跨时代的精神沟通资源。“子”相当于现在说的“理论家”，“集”相当于把小说演义和记载各类“明星”的野史等等放到一起，“文书”相当于现在说的“文件”。在一个社会中，能够发挥精神沟通作用的子集文书，多数是当代的，有些是近代的，只有很少是跨时代的：如承前启后的理论家董仲舒、周张程朱等等，又如四大文学名著和《出师表》、《赤壁赋》等。其中，对于正式组织的管理最重要的是当代没有失去时效的“文件”。其它部分限于管理者个人之间的沟通，即所谓“兴趣相投”。

“兴趣相投”的内容不限于子集文书，还有各种业余爱好。如果碰上一个“兴趣相投”的上级，对管理者个人来说可能是重大的机遇，如桥牌、围棋、网球等等。这些都可以归入“通用语言或文艺体育”。

最重要的精神沟通方式是通用语言，中国历史上用过的名称有 “雅言”、“官话”、“国语”、“普通话”等等，联合国称之为“工作语言”。一般国家只有一种工作语言，但联合国是很多国家联合起来的，所以有五种工作语言：中、英、法、俄、阿拉伯。其中只有中文能够与五千年以上的文明相沟通。

语言文字植根在特定的环境条件和历史积累的过程之中。真正能够相互翻译的，主要是与 “工作” 有关的部分，即表达为“可确认事实”的那些句子；涉及“可承认事实”的时候，必须有实验检验，或实践检验(含亲身感受)，否则就很难翻译，如诗歌，又如涉及“原罪”等“重设名词”的宗教内容。在古汉语之中，还有许多“兼认”的句子，在翻译时需要细心处理。所谓“兼认”的句子，就是在句尾带有“之”、“乎” 、“者”、“也”、“矣”、“焉”、“哉”等所谓“文言虚词”的句子。现代的语言学家大多数都是把西方的语法架构套用到汉语中， 所以认为放在句尾的这些词是“文言虚词”。其实这些词不是“虚”的，而是表达感情感受的，是一种“可承认事实”；它们附在一个 “可确认事实”的后面，使读者“兼认”智和情。对中国人来说，只要超越西方的语法架构， 就能够不止理解其中的“智”，而且领会其中的“情”。只要细心加以处理， 也不难翻译为现代汉语，因为中国人还是处在东亚这个环境条件之中，也不可能割断中华民族的历史积累。东方和西方的文化进程，在早期十分相似，说话的时候，都利用辅音减少耗能，用最小的耗能来传达信息。 但是，旧大陆东部的环境相对严酷，汉语经过筛选， 只剩下单音节的语词，两汉之后，残余的独立辅音也筛掉了，思维方式逐渐整合化，观念价值定型为“知识，常情协调和自重”。这样，只要以汉语为母语，智和情就比较容易整合在一起，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就是智与情的整合结果。

有了文字之后，中国和西方的差别就更大了：构型文字比拼音文字稳定得多，结果，家庭谱系的记录就成了稳定的东西。这样，中国人就把个人生命的有限性与群体生命的无限性整合在家庭观念之中----构型文字使得千百年之后的晚辈还能读出先辈的姓名， 看懂先辈的业绩和教诲。构型文字的稳定性不但体现在时间上，还体现在空间上----不管说什么方言， 都能看懂，能进行精神沟通。秦末的吴广让人在鱼肚子里塞个字条，写着“陈胜王”，这对于凝聚第一支义军起了很大作用。这种方法不会被西方人接受，因为西方人使用拼音文字，说不同方言的人根本读不出来“陈胜是新王”的意思。拼音文献的时间稳定性也大大小于汉字，现在英语中有许多拼法，和读音相差很大，就是因为过去的读音已经失效了。 这是西方人相信上帝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西方人来说，只有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是永恒的。虽然上帝和耶稣的原始读音是希伯来语，别的民族和方言说起来的时候不是准确的原有语音，可是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不同的发音不影响上帝和耶稣的永恒性。中国的族谱中记录着许多普通人的名字，不是太阳，也不是月亮，只有借助构型文字的稳定性，中国人才会一代一代地保留它，补充它，传承它。

人类心理中有很多潜在的东西， 人们常常不去注意，也没必要注意。这就像我们说话的时候，很少有人注意自己的唇舌腭喉该怎么活动。除了学外语，也没有必要去注意。对于文化也是这样。只有追溯文化差异的时候，才要注意语言文字怎样影响了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怎样影响了观念价值。 最重要的，是环境条件怎样把它们筛选成型的。文化差异的追溯，可以使管理者认识到生搬硬套外来方案是失败之路。

精神沟通包括知识沟通。 知识沟通的作用就是第8 - 1节述及的 “温故而知新”、“述而不作”、“如果文献充足，我就能用作决策参照”。植根在太平洋西岸的环境条件之中的儒家管理学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密切关注人与环境的适应过程，然后才总结出来的。中国的“文明环境”在西方人看来十分奇怪：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些关注中国问题的西方教授还是怀疑 “布衣丞相”。在他们看来，一个贫苦的农家，衣食都不能保障，那些孩子怎么可能去读书作官?

丙子年(西元1996年)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一位专家努莫夫就对笔者和另外两个中国学者提出过这个 “怪”问题。这位专家不是“中国盲”，恰恰相反，他是“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是他的“研究中心”。就连这样的专家都不相信普通的农家子弟能够“学而优则仕”，西方的多数人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