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教授专家不了解中国的前工业化社会与西方不同，  中国已经有了科举竞争的“制度”。这个制度中的精神沟通达到了“学而优则仕”的程度，引导人们进行“预期投资” ----帮助一个有才能的孩子读书作官，“回报率”远远大于投资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任何一项产业。因此，对于一个贫苦家庭来说，不但亲友常常慷慨解囊，私塾先生也常常减免学费，甚至予以资助，有些退隐官吏也能慧眼识人才。被帮助的孩子将来如果作了官，一定会回报帮助过他们的人，这也是“制度”决定的----精神沟通与物质利益整合在一起：回报的好处远远大于回报时用去的财物和人情。如果一个官员不懂得“不负恩人”，就无法在官场上呆下去；反过来，官员对恩人的回报本身，可以使他获得“无形资本” ，使得其他人回报他。环环相扣，形成良性循环。从基层来看，宗族义庄制度还提供了基础保障。

科举竞争制度与儒学的道德准则互为表里，正如欧美市场竞争制度与基督教的道德准则互为表里。 港台的家族企业也与儒学的观念价值互为表里，大陆失败的家庭企业，往往就是只有“表”，缺“里”。现代公务员考试也缺“里”，只有“表”，只学了科举竞争制度的“皮毛”，所以公务员制度只能选拔“事务官”，难以选拔“政务官”。“政务官”要靠多党竞争和选民投票来选拔，或是靠“党管干部”的执行机构“组织部”来选拔。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有一部很流行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主人公是个穷人家的孩子，他渴望读书，后来如愿以偿，成了作家。高玉宝的父母不是读书人，他为什么渴望读书?中国云南有个摩梭族，至今没有文字，不可能出现高玉宝。汉文明有了五千年的历史积淀，有了“经史子集”的大范围精神沟通，才有了高玉宝 ---- 在“文明环境”之中， “文人雅士”即使地位不高，也可能获得较大的个人覆盖度。科举竞争制度的导向作用使整个社会都变得更加“文明”：高玉宝和农友们惩罚地主的故事，曾经被改编成美术片《半夜鸡叫》，用来宣传“阶级斗争”。然而，这个故事反倒说明：中国自秦汉之后，已经没有了封建贵族地主----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个地主想要长工多干些儿农活儿，根本用不着自己吃苦受累半夜爬起来，更不用跑到又臭又脏的鸡窝旁边去学鸡叫。只有在精神沟通达到相互认同于一种 “公道”和“人道”准则的文化环境中，一个地主才不得不跑到鸡窝旁边“上夜班”。

对于文明社会来说， 精神沟通大致可分为 “雅层次”与“俗层次”。如果自己属于“雅层次” ，就应该注意不要忽视“俗层次”；如果自己属于“俗层次”，就要注意把自己提高到 “雅层次” 。正如古语所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站在高处，只要向下看，走下去，就可以看见低处；站在低处，即使抬头，也看不清高处和远处。

在西方，雅层次与俗层次常常只在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如“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经典文学”与“通俗文学”，等等。而从更广义的文化品味来看雅层次与俗层次，中国人比较易于区分，而西方人较难区分。

中西之间的这种差别，源于历史文化的积淀不同----中国在封建城堡社会之后，有过长时期的统一历史，统一的基础主要是科举竞争，由此形成相当成熟的士绅阶层，他们的文化品味不但被最高管理者认同，而且通过考试制度引导了许多下层居民：从孔孟荀之间二三百年开始(含百家及游士)，经董仲舒公孙弘等“举首”三四百年参政，再经魏晋以下八百年的门第，到宋代“士阶层之新觉醒。此下之士，皆由科举发迹，进而出仕，退而为师，其本身都系一白衣、一秀才，下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四期，此四期，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各不同，而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之不同。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此为治中国史者所必当注意之一要项”与此不同，西方在封建城堡社会之后，被工业化很快带入市场竞争， 因此形成了贵族品味与商人品味的混合物：豪门注重家族传统，暴发户不甘心只是有钱，却不像中国的士绅那样有四书五经等经典文献来告诉他们怎么高雅，所以富翁们只能一代一代地摸索着学会当“新贵族”，至于中产阶级以下，与高雅品味和贵族传统基本上是绝缘的。

中国士阶层的活动， 与王室(非阶层)的活动相辅相成，在精神上相互沟通，这一点源出于周公----第一期士活动的特点是平民以贵族为榜样：孔子以周公为榜样，孟子游说诸王，也是以先圣先王为支柱，荀子的学生李斯“学帝王之术”，佐秦王，使成始皇帝；第二期士活动的特点是围绕汉王室进行，平民升层为贵族，而且形成士风：“门第在东汉时已渐形成及门第势力已成，遂变成变相的贵族” ，“东汉士大夫风习，为后世所推美”，如久丧、让爵、推财、避聘、报仇、借交报仇、报恩、清节等，与之相伴的缺点是“过分看重道德似嫌褊狭然东汉士人正还有一种共遵的道德，有一种足令后世敬仰的精神，所以王室虽倾，天下虽乱，而他们到底做了中流砥柱，个别的保存了他们门第的势力和地位”；第三期士活动的特点是与王室平行， 甚至超过了王室：“他们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地位，几乎是变相的封建了” ， “门阀势力一旦长成，学校与考试制度即不见重要，  难于存在国立太学的传统教育为六经与礼乐，而当时名门世族的家庭风尚，是庄老与清谈。六经礼乐本求致用(此两汉之学风) ，庄老清谈则务于自娱(中央政府无权驾驭世族，世族亦不愿为中央所用)。”，“侯景请娶于王、谢，梁武帝谓：‘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第四期士活动的特点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达到士与王室的均衡互动：第三期后期，士与王室合作的北方战胜了士与王室分离的南方，“唐代士大夫多沿北朝氏族”，但是，“唐初入仕之途极广，科举还不过是其间的一项”，与战国时期相似，“于是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社会各方面人平流竞进，皆得有参政之机会，而政权一解放，政治事业时有不易督责推动之苦。国家既无教育，而空悬一格以为考试，而考试标准又渐渐趋重于进士科之诗赋。唐代政治界的风习，大有从北朝经术转向南朝文学的意味。这亦是唐代盛运中衰徵之一”，这些缺点直到宋明时期才得以纠正：不但官方的意识形态恢复为两汉的独尊儒术，而且考试标准定格为四书五经，其中五经源于汉代，四书中的《论语》在汉代已经用于解经，《孟子》在唐代开始升格，《大学》和《中庸》源于宋代王室的倡导。宋明学者主持的社会事业， 如义庄、社仓、书院、乡约等，“支撑造成小康之局者，正惟赖此辈讲学之人来做一个中坚(宋、 明理学<及心学----引者>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团，上面影响政治，下面注意农村社会， 而成为自宋以下一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种安定指导之力量。晚清以来，西化东渐，自然科学之发展，新的工商业与新的都市突飞猛进，亟待有再度兴起的新的士阶层之领导与主持，此则为开出此下中国新历史的主要契机所在)。”